第九章 中印之法难
第一节 教难之概况及其由来
迦王之世，佛教一跃而为印度之国教，远及异域，炳耀其悲智之荣光。然诸行无常，迦王殁，不五十年而教难起；自尔以来，佛教退为印度文明之波涛，不复为主流矣！迦王殁后，其子达摩婆陀那立。依耆那教徒所传，王尝于五印度广建耆那寺院；其子多车王，则为邪命外道造三洞窟精舍云。佛元二百零四年，多车王不孚众望，大臣补砂蜜多罗，握兵权，得婆罗门国师之助，乃弒王而自立。于是冒狸王朝亡，建熏迦王朝。补砂蜜多罗王，信婆罗门教，行迦王悬为厉禁之马祠，开始为毁寺、戮僧之反佛教行为。佛教所受苦难之程度，传记多不详。『阿育王传』，『舍利弗问经』，极言其寺空、僧绝，有避入南山以仅存者。王殁，佛教乃稍稍复兴，然远非昔日之旧矣。幸补砂蜜多罗王之排佛，仅及于中印， [P162] 时西北印及南印，非其政力所及也。
教难之来，有内因，亦有外缘。内因者，佛教之兴也，不特以解脱道之真，亦以革吠陀之弊而救其穷。泯阶级为平等，化天道为人事，即独住为和合，离苦乐为中道，禁咒术，辟神权，人本笃实之教，实予雅利安人以新生之道。然自迦王御世，佛教勃兴而淳源渐失；彼婆罗门以之而衰蔽者，佛徒则蹈其覆辙矣！部执竞兴，失和乐一味之风，动辄争持数年而不决。是非杂以感情，如说一切有者以大天为三逆极恶，大众者亦于持律耶舍有微词，此皆自诬自轻以自害也。化外之要求亟而「论藏」兴，论兴而空谈盛。其极也，务深玄不务实际，哲理之思辨日深，化世之实效日!2丽。至若「杂藏」兴而情伪起，「咒藏」兴而神秘炽，每异佛世之旧。而广致利养，僧流浮杂，则其致命之伤也。迦王崇佛，作广大布施，动辄以百万计。建舍利塔八万四千，修精舍，竖石柱，乃至三以阎浮施。无遮大施，于印度本不足异，然偏为佛教，当不无妒嫉愤慨者。王大夫人咒訾菩提树；嗣王及大臣，鉴于府藏之虚，制王而仅得半诃梨勒果供僧，其势之不可长明矣。 [P163] 释尊有留乳之训，辍施之劝，而佛徒莫之觉也。朝野之信施既盛，必有为衣食而出家者，贼住比丘，滥入佛门，事应有之。无淡泊笃实之行，以广致利养为能，有唱「由福故得圣道」者，有尊「福德上座」者。僧物充积而国敝民艰；净人为之役，僧侣则空谈而享其成。处国难之运，敌教者又播弄其间，毁寺戮僧以掠其金宝府蓄，盖亦难以幸免矣。昔释尊垂训，以广致利养为正法衰颓之缘，而后世佛徒，卒以此召祸也。虽然，佛徒之内窳未极，遗制犹存，若非外力之鼓动其间，则事不至此。外力者，雅利安贵族之反动是。雅利安人抵五河，成「梨俱吠陀」，奠定其文明之本。次达恒河流域，初则整理祭典而予以神学之解说，成「梵书」，确立婆罗门教之三纲。继则熏染于东方民族，依「梵书」之极意，发为苦行、禅思、解脱之风，成「奥义书」。「奥义书」兴，反吠陀之潮流，以东方新兴民族之摩竭陀为中心而蹶起，佛教亦其一也。释尊以人本、笃实之中道观，揭慈悲、平等之教，力反吠陀，然于雅利安人优良崇高之传统，未尝不取而化之。自俗谛之立场言，佛教乃立足于蒙古族文化，而摄取雅利安文化者。以此，以婆 [P164] 罗门教为思想动力之雅利安人，不以佛教为正统者，且敌视之。自佛教之创立以迄冒狸王朝之亡，凡二百五十年，佛教极一时之盛。婆罗门教虽一时中落，然以千百年来之深入民间，力量雄厚，犹自以印度之国教自居。在政治，有国师其人，能左右政权，得其同意，可擅行废立。在宗教，即反吠陀者，其哲理亦与「创造赞歌」、「奥义书」等有关。在人民之日常生活，自诞生、婚姻而死亡，自家庭、社会而国家，婆罗门教无不一一见之于实际。政教一贯之婆罗门文明，颇坚韧有力。中落期中，或承礼法之要求，组成几多之「经书」，「吠陀支分」，及「摩!2鲳法论」等名著，于阶级之别，特为严格之规定。或应信仰之要求，鼓吹神之热信，毗纽笯、湿婆、梵天，则其有力者也。或应哲理之要求，流出「吠檀多」等学派。积三百年之努力，虽哲理远不及佛教，神力愚民异佛教，而融宗教为人民生活之全体，则非后起之佛教可及。佛教之失败，亦在于此。依印度之古例，如纯为宗教之争，则不外集人民而辨论以定之。中印排佛之出于毁寺戮僧，政治其重心焉。婆罗门教为政治之动力，以冒狸王朝之大一统而危殆；佛教之种族 [P165] 平等、仁民爱物之思想，影响支配乎政治，实婆罗门贵族政治家所痛心者。迦王逝世，适达罗维荼民族勃兴于南印，希腊、波斯人进窥于西北，冒狸王朝之政权，仅及于中印。国家受南北之威胁，国王庸懦无能，婆罗门阶级乃鼓弄其间，归咎于佛教之无神、无诤。藉补砂蜜多罗之兵权，废多车王，行马祠，以政治阴谋，为广大之排佛。行马祠已，西征得小胜，婆罗门者乃大振厥辞。然摩竭陀王朝之衰落，如恒流东奔，势成莫挽，熏迦朝十传(仅一百零二年)而至地天王，婆罗门大臣婆须提婆，又得婆罗门国师之赞许而行篡立，别建迦思婆王朝。四传至善护王，凡四十五年，为安达罗王尸摩迦所灭。婆罗门文明之复起，终无以救摩竭陀王朝之危亡，而阶级、神秘，则陷印度于厄运，迄今日而未已。
第二节 教难引起之后果
中印佛教，随摩竭陀王朝俱衰。熏迦、迦思婆朝，佛教抑抑不得志，僧众多南游、北上以避之；促成安达罗中心之南方佛教，迦湿弥罗、犍陀罗中心之北方 [P166] 佛教，为独特偏至之发展。分别说系，南化于大众系，北影响于譬喻师，并中印法难后事也。北方事分析，为实在多元论；其极出婆沙师。南方重直观，明一体常空，其极出方广道人。一则严密而琐碎，一则雄浑而脱略。迨安达罗王朝入主中印，中印佛教乃稍稍有起色。然摩竭陀中心之中印佛教，夙为分别说系教化之区，以受创深巨，复兴不易，非输入新思想不为功，时值安达罗文明发轫之期，故取于大众系者特多。昔迦王之世，分别说系初分，其传入锡兰者，朴素可喜；而大陆分别说系则反是，如化地之糅世学，法藏之含明咒，其不必即初分之旧，受安达罗朝文化之熏染而同化耳！本佛所说而衍为学派，彼此各得其一体，分别说系折中其间，尤长。教难而后，南北日趋偏颇，中印佛教则常为折衷而综合之。此至后期佛教犹尔，惜流于邪正综合为可憾耳！
佛教因教难而引起之变质，以教务外延，法灭及他力思想为最。佛教摄雅利安人之优良传统，而实归宗于中道，与吠陀异趣。摩竭陀东北一带，受雅利安文化之熏陶而多为蒙古族，宜佛教之能适应而诞育成长也(佛教势成黄种人之宗教 [P167] ，以此)。教难之先，学理间或出入，而佛则世尊，法则三藏，僧则声闻，犹大体从同。教难而后，因政治关系而南北分化。僧众未能注力于摄雅利安人之优良传统，阐佛教之特质，以谋印度佛教之综合发扬。以感于教难，乃本世界宗教之见，不崇内、固本、清源，而教化日务外延。万里传经，惟恐不及，重广布而不求精严。以随方而应，即释尊所深斥者，亦不惜资以为方便。佛教迭经教难而犹能遍布于人间，赖此者正多。然不固本，印度佛教日衰；不清源，化达于他方者，虽源承五印而多歧，不尽释尊之本，可慨者一。生者必灭，盛者必衰，佛教在世间，自当有尽时。然住世几久，盛而衰，衰而复兴，要以佛弟子之信行为转移，业感非命定也。释尊制戒摄僧，和合则集群力，清净则除邪杂，以是正法住千年，不以人去而法灭。经、律旧传此说，遥指千年之长时，本以称誉圣教也。自教难勃兴，古人即兴千年法灭之感，可谓「言同心异」矣。或说五百，或说千年，法灭之时、地、因缘，一一预记以相警。如『迦丁比丘说当来变经』等，其思想弥漫于教界。法灭有期，一若命定而无可移易。雄健之风，荡焉无存，易之以 [P168] 颓丧；哀莫大于心死，可慨者二。佛弟子自视甚高，淡泊自足，随方游化，无需乎政力之助，亦不忍政力之缚。外化，内净，一本自力，僧事固非王臣所得而问也。迦王诚护正法，然受命之传教师，即王子摩哂陀，亦悄然南行，不闻!6狅赫之声。教难而后，佛弟子感自力之不足，而佛法乃转以付嘱王公大臣。僧团之清净，佛法之流布，一一渴望外力为之助，一若非如此不足以幸存者。又天、龙护法，圣典有之。僧众和合清净以为法，孰不珍护如眼目乎！诚于中者形于外，自力动而外力成，来助非求助也。教难而后，护法之思想日盛，而出于卑颜之求。其极也，圣教之住世，生死之解脱，悉有赖于天神或圣贤之助力。他力思想之发展，一反于佛教之旧，可慨者三。中印法难之关系于未来佛教，岂浅!2丽哉！ [P1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