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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律学、培育僧才——界诠法师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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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律学、培育僧才——界诠法师专访

《法音》2002年第11期 (总第219期)

界诠法师,1959年出生于福建省福鼎市一个乡村的佛教家庭。1978年高中毕业后,于福鼎太姥山平兴寺从世行法师披剃出家。1981年在北京广济寺受具足戒。1984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1984年至1991年,被聘为福建佛学院教务长兼莆田广化寺监院,亲近圆拙老法师学律。1991年返回平兴寺,创办普隐学堂。1994年任福建省佛教协会会长,同年当选为省政协委员。现驻锡平兴寺,带领僧青年学律。

界诠法师多年来默默无闻地坚持弘扬律学,宣讲“南山三大部”,培育僧才,推动规范传戒,并曾多次应邀赴新加坡、台湾等地讲经弘法。

记者: 请法师谈谈您的出家因缘与感受。

界诠法师: 我生长在一个乡村贫苦家庭,童年时代很苦,从小放羊、放牛,到13岁才开始上学(直接上三年级)。我母亲信佛,受母亲的影响,早早就对人生的痛苦有所感悟,很小就荫发出家的念头。从14岁开始,每逢寒假期间都会到寺庙里住一小段时间,体验出家生活。到高中毕业后,自然就选择了出家的道路。当时虽然出了家,但是对佛法的教理并不了解,只是喜欢寺院的环境和生活方式。

我出家的寺院平兴寺,坐落于“佛国海天”——福建省福鼎市太姥山东南方500米之坪岗山麓。山上怪石嶙峋,群山环抱;寺院前面松竹并茂,十分美丽、安静。1966年“文革”伊始,由福鼎县委统战部组织全县僧众由青藏法师为首创办佛教徒茶场。十余名僧人于此结茅而住,垦荒种植,早晚课诵,从未间断。1977年,礼请世行法师移锡于此,住持、改建本山道场。因平地而起,兴作伽蓝,故名“平兴寺”。

我去出家的时候,寺院刚好在修建。所以我们几个青年人不但要从事农业生产,也要参加修建,生活十分艰苦。但是,那时我们道心都很好,大家在一起也非常单纯,生活虽苦却很平静。

后来考上中国佛学院,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化,出家生活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到北京后,对佛教界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觉得教团不振、行持不力,所以在同学的帮助下发心学律。

记者: “教团不振,行持不力”是推动您发心学律的主要原因吗?

界诠法师: 在中国佛学院学习时,有关戒律的课程很少。但是各位授课法师、老师在讲课时,都一再强调戒学的重要性。戒是三学的总纲,无戒不生定,无定不发慧。三藏中,律藏为其中之一。知道了戒律的重要性,心想作为出家人,却不知佛陀所制定的律法以及僧团制度,总是觉得非常遗憾。当时,只是抱着这么一种心态去学律的。至于教团不振、行持不力,是在学律过程中才体会到。佛陀时代的比丘僧团完全依律行持,僧团中的行事以羯磨法来完成,采取民主管理办法。一旦僧人违犯了律制,必须以羯磨行事来解决。这样自然会体现一种和合共住的情形。

中国佛学院毕业后,我留在佛学院教务处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听说有几位在莆田广化寺的同学,在圆拙老法师的指导下学习戒律。我得知这个消息,便到了广化寺,开始亲近圆拙老法师。圆老特别慈悲,让我们几位年轻比丘住在藏经楼里,不需做任何杂务,集中精力学习戒律。那段日子也是特别平静,每天除了吃饭、上殿、扫地,都是呆在藏经楼里看书。当时寺院里有些人对此有些不满,但是圆拙老法师总是力排众议,鼓励我们认真学习,说只要有五位比丘学戒、持戒,便有正法住世。后来,因为智敏老法师辞去福建佛学院教务长职务,圆老便请我担任,于是便开始教学的工作。

在福建佛学院期间,我对佛学院教育产生了一些看法,这种教育模式只能培养学僧的知见、知识,但是对道心、戒律行持等最根本的东西却很难产生作用。于是,便想回到山上静修。1991年,我就返回平兴寺了。因为当时平兴寺的建筑只有我们当年所建的五间石头房,所以才想重新建一座大殿以及几座僧寮,从来没有想到会住这么多人。

后来,因为刚出家的沙弥逐渐增多,便想集中起来学点东西,所以在1992年创办“普隐学堂”。当时有20多位沙弥,但是自己总是觉得这种教育仍然是佛学院模式,有点灰心。后来几年,逐渐有些青年比丘来山共住,于是我便想专门从戒律下手,无论是在教学上,还是在日常行持中,都强调依戒律而行。

山上十分安静,没有任何外界的干扰,所以一般人很难住下来。刚开始只有七八位比丘,后来慢慢多一点,但是流动性很大。一方面山上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学戒、持戒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所以许多比丘都是慕名而来,但总是因为难以坚持而下山。所以,我对戒律的弘扬虽然有些愿力,但基本上仍然抱着一种随缘的态度。在佛菩萨的加被下,逐渐有些比丘固定住了下来,其中一些已在山上住了将近十年了,无论是对戒律的了解上,还是在戒律的行持上,都应该颇有成就吧!而且随着寺院制度的完善,这个道场自然也就产生摄众的作用。

记者: 您在戒律方面的行持与弘扬在今天特别难能可贵,请您谈谈这方面的做法与感受。

界诠法师: 当今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持戒与弘扬戒律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佛陀时代,到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化时代,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戒律是在古印度佛陀时代制定的,现在要如何持守与面对,这个问题不得不慎重对待。

有人认为律藏已经过时了,有人认为戒律要重新更改。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已经有二千多年了,佛教受到中国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影响,已经成为中国佛教了。虽然如此,戒律依然是住持佛法的根本。戒经中说:“毗尼藏者,佛法寿命;毗尼藏住,佛法方住。”佛是三界导师,不能说二千多年前所制定的戒律,现在就没有行持的意义了。不过比丘戒的产生,是根据当时比丘和僧团的需要,比丘在修行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不轨行为,有碍比丘和僧团的清净,受到社会的讥嫌,影响到僧团的和合共住,以及成为修定的障碍等,尤其是为了避免社会的讥嫌和毁谤,故此才制定种种戒相。通过遵守戒相以及僧团的制度,使得僧相庄严,内心清净,信施尊重,长养生根,使僧伽命脉延续,广摄有情,同登彼岸,这是制定戒律的根本意义所在。

中国佛教向来以“农禅并重”为优良传统,这就可以根据《五分律》的“随方毗尼”来加以说明了。至于根本重戒、避讥嫌、妨贪欲等戒相,怎会过时、怎能更改呢?诸如作持中的半月诵戒、夏安居、自恣、悔罪、受戒等行仪依然要行,也根本可行。只要有人出家,身份的完成和确认,必须通过戒律来完成,戒律是不可缺少的。七众的身份不同,是取决于报体的戒法的差别。如果没有戒律,如何分别在家、出家、沙弥、比丘呢?

多年来,因为学律也曾受到各种非议,但认同的还是多数。全国各地僧青年纷至沓来,发心学戒。不过坚持下来很难,一方面能够深入律藏难,另一方面持戒难。几年来,学律者的共同认识,是感觉到持戒需要有一定的氛围,只有在共住、共见和有人护持的情况下才有办法做到。

记者: 平兴寺为什么能够摄受那么多人?

界诠法师: 平兴寺是一座非常安静的道场,平时没有游人、香客,不做经忏,为集中学习提供了一种良好的条件。

(1)学习方面:平兴寺既不是佛学院,也不是培训班,只有不怕寂寞、有自学能力者才能住下来。我不定时给他们讲课,并没有长期授课。没有星期天,也没有寒暑假。但是,依修学次第所需,制定严谨的教学方案,分初级、中级、研究三个阶段,从《四分戒本》、《毗尼事义集要》、《四分律藏》一直到“南山三大部”,让学律者能够精进研习。同时,也讲一些其他经论,如《中观论》、《八识规矩颂》、《唯识三十论》、《摄大乘论》、《大乘起信论》、《金刚经》、《贤首五教仪》、《天台概论》等。

(2)行持方面:戒律不仅是学习、了解,更需要实践,去止持、作持。除了朝暮课诵、二时过堂以外,诸如朔望布萨、结夏安居、自恣受岁、忏悔出罪等行事,力求如法如律。尤其在夏安居期间,我们每天讲课,还对前来安居的僧人进行律学的普及教育。

1999年4月,依四分南山律典,礼请中国佛学院传印法师为得戒和尚,宁德支提山华严寺妙果法师为羯磨阿阇黎,我为教授阿阇黎,举行传授三坛大戒法会。2002年春,经中国佛教协会批准,由福建省佛教协会主办,在平兴寺再次传授三坛大戒,新戒200人,依然礼请传印法师为得戒和尚,福建莆田广化寺方丈学诚法师为羯磨阿阇黎,我仍为教授阿阇黎。

平兴寺在传戒运作上,概依南山律宗旨授受,仪轨方面多依读体大师的《三坛传戒正范》。三坛中每坛分授前忏悔和正授仪则。正授戒前,必须是请戒开导和露罪忏悔。除此必作的仪轨和教诫行仪外,其余时间侧重讲说受戒意义、戒相以及受后行持等义理。综合南山道宣律师和宝华山见月读体律师的授戒仪则,希望对新世纪中国佛教在授戒方法上能够有所作为。

(3)管理方面:平兴寺恪遵百丈家风,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结合律制与清规,制定本寺规约制度,主要有《共住规约》、《藏经楼规约》、《大寮规约》、《客堂规约》、《学戒堂规约》、《念佛堂规约》、《库房规约》。同时,日常行事分为营事组,即客堂的接待、财务、基建、大寮等;教务组,即负责大众学习、教材、考核等;羯磨组,即负责忏罪以及众羯磨法;念佛组,除早晚课诵外,白天四枝香念佛;生产劳动组,种菜、生产粮食、砍柴等。各组分工合作,有条不紊。

(4)弘法布教方面:每年不定期传授在家三归、五戒、八戒、菩萨戒,并开讲各种经论,阐明教理教义。在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七月末及十一月中旬,分别举行礼忏、地藏七、念佛七等精进修行法会,影响甚大。同时,成立三行基金会,推动印送经书、放生、僧伽医疗等事业的发展,并且利用现代科技制作光盘、录音等,流通于世。

记者: 您认为当前大陆佛教存在哪些主要问题,应如何加以改进?

界诠法师: 大陆佛教自从“文革”后,进入迅速恢复时期,而且有一种繁荣的迹象。但是,由于中间隔了二十年,所以佛教界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现在60至80岁的老法师已经非常稀少了。因此,佛教徒的素质问题,尤其是出家僧众的素质问题成为佛教发展的严重障碍。因为在以前僧团能够吸收社会精英进入佛门,他们本身所受的良好教育和文化修养为进一步修学、弘扬佛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但是,现在出家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本身的素质也比较差,因此进入僧团后,虽然接受丛林教育、佛学院教育,但是总体水平已今非昔比。

另外,从僧团本身来说,汉传佛教寺院一向以清规作为行事准则,而且清规已经代替了戒律的作法。但是,现代佛教僧团因为社会的急剧变革,佛教界的断层,变成既无戒律,也无清规,真正成为“无规矩”的状态。同时,因为寺院不断兴建、修复,需要大量的出家人,所以滥收徒、滥传戒的现象非常严重。

从整个中国佛教的建设来说,只有首先把住传戒这一关,才能杜绝一些劣质根性的人进入僧团。在传戒期间,严格考核,不合格者淘汰,这样才能真正地纯净僧团。同时,对于僧人进行良好的僧教育,不但是在佛学知识上给予整体的培养,同时在戒律的学习、行持方面,创造良好的氛围,培养真正品学兼优的僧材。

寺院的制度建设,首先在于整顿寺院的管理层。一个寺院如果管理层已经腐蚀了,则难以整顿僧团的道风、学风等。所以,现代中国佛教界急需一批素质高、道心坚固、道风严谨的僧团领导者。只有这样,僧团制度建设和道风建设才能有真正的成就。同时,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以及寺院的特殊背景与环境,制定切实可行的制度则是不可缺少的。现在很多丛林制度皆是以前的清规,往往缺乏可行性与可操作性,当然不利于僧团管理与修学。最后,应根据制度来管理僧团,确立制度权威,而不是“人权威”或“权力权威”。(文:印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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