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倓虚法师及其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杨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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倓虚法师及其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

杨曾文

      一、  出家学法,师事谛闲     
         
      倓虚(1875-1963),名隆衔,倓虚是号,俗姓王,河北省宁河县北河口北塘庄人。父名德清,以搭船四方经商为业,为人耿直,“敬以处事,诚以待人”。母亲姓张,常以“惜福修福”教导子女,经常称念阿弥陀佛名号。
         
      倓虚自幼断断续续读过四年私塾,年十四入商舖学徒半年,在家闲居期间曾阅读《西游记》、《封神榜》及杂书,读过《高王观世音经》,十七岁结婚,因生重病深感生命无常,萌发学佛的念头,后先到过沈阳、大连、营口等地经商及在军营、码头等处当统计、杂工等,学过医卜星相乃至道教、基督教等,也为谋生摆过卦摊为人占卜,到佛教宣讲堂讲过经,开过药店行医,经历过很多生活曲折和磨炼。因读《金刚经》、《楞严经》等佛典,感到唯有佛法高深,为求得“佛法的宗旨”,“弘扬佛法”,决心出家为僧。1917年他虽已四十三岁,然而经天津清修院清池法师介绍,毅然到河北涞水县高明寺剃度出家,接着在当年秋天南下浙江宁波,在观宗寺特为谛闲法师庆祝六十寿辰举办的传戒会上受沙弥戒、比丘戒和菩萨戒的“三坛大戒”,从此正式为僧。

      观宗寺原名延庆寺,宋代著名天台宗学僧法智知礼(960-1028)曾在此传法[2],后来逐渐荒废,近代由谛闲修复,成为天台宗著名传法中心。
         
      自清末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直至民国初期,朝野多次发起改寺庙为学校,以寺产办教育的所谓“庙产兴学”之举,对佛教造成极大冲击。佛教界有识之士联合社会各界同情佛教的人士通过上书疾呼、多方抵制而加以制止,并顺应时代成立佛教组织,设立省市“僧教育会”,开办学校、创办刊物等,以维护佛教和推动佛教适应时代进行革新,涌现出诸如敬安、谛闲、月霞、圆瑛、太虚、常惺等法师及杨文会、欧阳渐等居士。上海、宁波、南京、杭州等城市是他们传法和开展佛教革新活动的重要基地。[3]
         
      谛闲(1858-1932),俗姓朱,浙江黄岩人,出家后在天台山国清寺受戒,先后师事平湖福臻寺敏曦、上海龙华寺晓柔、大海等师,学习《法华》、《楞严》等经及天台止观学说。1886年在上海龙华寺嗣法于迹瑞融祖,为天台教观第四十三世,先后住持温州头陀寺、绍兴戒珠寺、上海龙华寺、宁波观宗寺。谛闲为改变佛教日益衰落的形势,重视办学培养弘法人才,1910年在南京毗卢寺创办江苏佛教师范僧学校自任校长、总监,1913年在宁波观宗寺开设观宗研究社。1918年3月,在北洋政府担任交通部长的叶恭绰[4],与担任铁路督办的曾在南京金陵刻经处跟杨仁山学过佛教的蒯若木居士,共同发起讲经会,特地派徐蔚如居士到宁波请谛闲北上讲《圆觉经》。谛闲在弟子仁山、倓虚陪同下来到北京讲经,前后五个月,受到讲经会居士的欢迎。叶恭绰、蒯若木为振兴佛教,愿意资助谛闲在观宗寺办学。谛闲回到宁波后,翌年将观宗研究社改组成观宗学舍(或称学社),对外招生。同年,住持宁波接待寺的圆瑛创办了佛教讲习所,也对外招生。谛闲毕生致力于讲《法华》、《楞严》、《圆觉》、《金刚》等经和弘扬天台止观,培养弟子。著有《大佛顶首楞严经指味疏》、《圆觉经讲义》、《金刚经新疏》、《始终心要解》、《观经疏钞演义》、《教观纲宗讲记》等,有弟子倓虚等人编《谛闲大师遗集》行世。弟子中以宝静、常惺、仁山、显荫、倓虚、持松、妙真等人最有名。[5]
         
      谛闲虽也致志振兴佛教,然而比较注重传统,例如主张寺院应保持诸宗传承法脉,将观宗寺作为天台宗丛林,与当时在普陀山的印光被一些人看作是佛教界的“旧派”,而将表现比较激进,提出寺院寺产应为公有,废除凭借剃派(借剃度形成的师徒世系)和法派(宗派传承法系)私相传授而实行十方选贤制等主张的太虚看作“新派”。[6]
         
      倓虚刚到宁波观宗寺时,正是谛闲住持此寺后的第六年,寺院修复工程尚未完成。观宗研究社本由谛闲担任主讲,然而有时因为忙便由他的弟子静修等人代讲。观宗研究社和后来改组成立的观宗学舍主要讲述天台宗的教典。天台宗以隋智顗撰述的《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为基本教典,称之为“天台三大部”,而以《观音玄义》、《观音义疏》、《金光明经玄义》、《金光明经文句》、《观无量寿经疏》为“天台五小部”。然而据倓虚在《影尘回忆录》的记述,他未曾全部听讲这些教典。按照他提到的书名进行考察,他先后听讲过的典籍的著者和正式书名应是:元代蒙润撰《天台四教仪集注》、南朝陈慧思著《大乘止观法门》、明代智旭述《教观纲宗》、宋代知礼撰《十不二门指要钞》、隋代智顗述《法华玄义》,还有天台宗主要依据的大乘佛经《法华经》。
         
      另据《影尘回忆录》的记述,倓虚在观宗寺期间似乎也阅读过《大乘起信论》、隋智顗《摩诃止观》、《六妙门》和湛然解释《摩诃止观》的《止观义例》、《止观大意》等教典以及寺院在各种场合常讲诵的《金刚般若经》、《阿弥陀经》、《维摩诘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等佛经。
         
      学舍实行夏学冬参制度。每天除听讲自学外,有修习止观的实践程序,还要参加寺院日常各种法事活动。学僧日常修习的内容,除天台止观外,尚有禅宗的参话头、动静结合的“禅七”和净土念佛的“佛七”,反映出中国佛教诸宗融合的性格。
         
      倓虚在观宗寺学习期间,开始因为基础较差感到吃力,后来不仅能够跟上,而且因为用功得法,理解独到,还受到过谛闲的赞扬,甚至在出发到北京讲经时还同意让倓虚随从前往。倓虚在《影尘回忆录》中介绍了当时北京佛教的情况,说当时北京佛教界寺僧彼此不团结,像一盘散沙,除热衷经忏、交结达官贵人外,对讲经这种传法活动却不欢迎。谛闲入京讲经虽受到叶公绰、蒯若木和蒋维乔[7]等居士的欢迎,然而在各大寺院反映却十分冷淡。倓虚记述说:
         
      在北京,统计起来有一千多处庙,但因为宗派的关系和有南北方的不同,佛教界内部所以不能团结合作。尤其有清以来,各庙有身份的出家人,差不多都和官府打交道,所谓“名僧风格,酷肖俗流。”把自己本分的事——佛法,都关到了门里边,没人去问。久而久之,把自己和整个佛教的价值也都忘掉了,弘扬佛法的事,就没人去办。加以南北方派系的不同,往往意见不一,互相歧视。在弘法事业上,甲方不去办,乙方也不能去,否则就有“盖场”之嫌而引起矛盾。这样一来,对阐扬佛法事业,谁也不去过问。如此以往,佛法在当时凋敝的情形是可想而知了。

      ……北京有一千一百多处庙,大丛林七十几处,才不过有几处欢迎谛老法师,可见当时弘扬佛法之难了。

      可以想见,这些在倓虚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是以后激励他在北方各地建寺弘法的力量之一。
         
      倓虚从1917年9月至观宗寺,到1920年9月借故辞别谛闲离开,在观宗寺整整学习了三年,虽然没有系统地全部研读天台宗典籍,然而通过听讲、学习前面提到的那些天台宗教典,并通过日常的禅修活动,不仅对天台宗的止观理论已经基本掌握,而且对禅宗、净土宗的思想和修持方法也有所了解,为他以后在各地讲经传法打下了比较坚实的佛法基础。同时,他在宁波观宗寺学习和随谛闲到北京讲经期间,结识了寺内外很多僧俗朋友,以后在各地建寺传法中经常得到他们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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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现有山东青岛湛山寺1999年10月的影印本及阳谷海会讲寺2009年为纪念建寺300周年的影印本。
      [2]
      知礼,宋代天台宗僧,俗姓金,四明(今宁波)人,从天台山螺溪传教院义通学天台止观,长期在四明保恩院(后敕改延庆寺)传法,是天台宗山家派代表人物,与以晤恩及其弟子代表的天台宗山外派争论达四十年,著有《释难扶宗记》、《观心二百问》、《十不二门指要抄》、《观音经玄义记》、《观音经义疏记》、《别理随缘二十问》、《金光明经玄义拾遗记》、《金光明经文句记》等,另有宗晓所编《四明尊者教行录》行世。
      [3] 蒋维乔著、1989年重印《中国佛教史》第十七章,并参考印顺编《太虚年谱》、明晹主编《圆瑛年谱》有关记事。
      [4]叶恭绰(1881-1968)
      ,又名誉虎,号遐庵、矩园,广东番禺人,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曾留学日本,后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长,1923年赴广州任孙中山主持革命政府财政部长,1927年任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抗战时避居香港。建国后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北京画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著名藏书家、书法家,将所藏大量珍贵典籍、书画、文物捐赠北京、上海等地博物馆。著有《遐庵词赘稿》、《遐庵书画集》、《清代学者传像续编》,《遐庵谈艺录》、《遐庵清秘录》、《五代十国文》等。
      [5]
      据宝静述《谛公老法师别传》及逸山辑录、宝静编述《谛公老法师年谱》、《谛闲大师碑铭》,载宝静辑《谛闲大师语录》,上海佛学书局1995年印行;于凌波著《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出版。
      [6]
      印顺编撰《太虚年谱》1913年六月记事:“大师还沪……闻志圆谈及:时人或以谛老、印老及大师为中国佛教三大派;或以谛老为旧派而大师为新派者。虽大师未尝有意乎新旧之分(自传十五),而事实固已形成新旧之势。(<<太虚大师年谱>>p.139)”。
      [7]蒋维乔(1873-1958),江苏常州武进人,佛教居士,字竹庄,别号因是子,自幼多病,曾学道家方术健身,1903年任上海爱国学社、爱国女学教员,后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写小学教材,辛亥革命后历任教育部秘书长、江苏省教育厅长、东南大学校长等,1929年任上海光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所编《因是子静坐法》、《因是子静坐法续编》、《中国的呼吸习静养生法----气功防治法》,受到欢迎。著作另有《中国佛教史》、《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佛学概论》等书。
。同时,他在宁波观宗寺学习和随谛闲到北京讲经期间,结识了寺内外很多僧俗朋友,以后在各地建寺传法中经常得到他们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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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倓虚建寺弘法活动及其重要外护
         
      倓虚在《影尘回忆录》中说,他一生有三大遗憾,一是没有当过侍者,不会伺候人;二是岁数大,出家晚,没有学会敲楗椎;三是没有挂过单。他一离开宁波观宗寺便紧张地投入讲经传法和修建寺院的繁忙的事务之中,再也无暇去学。然而倓虚正是在这一讲经、建寺的过程中,逐渐出名。
         
      倓虚首次讲经的地方是河北井径县。原来就在倓虚离开观宗寺的那一年即1920年的3月,圆瑛应请到北京广济寺讲经,讲完回到宁波后,得知北方遭遇大旱,饥民很多,经他与太虚等高僧通电创议,9月在北京象坊桥观音寺成立华北五省佛教灾赈筹备会,着手筹备钱粮赈济灾民。发起人除圆瑛外,尚有现明、觉先、明凈、文成、全朗、范成、张仲仁、马冀平、林宰平、蒋竹庄、徐蔚如、梅撷云等40余人。圆瑛将在广济寺讲经法会得到的供养钱财全部捐给赈筹会。[1]发起人中的范成,时任北京象坊桥观音寺住持,与倓虚在天津清修院认识。
         
      马冀平(1876—1926),名君实,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举,后进士馆法政大学毕业,授任国史馆协修官、编书处协修官、法律馆纂修官等,曾被派至日本考察政治,回国后撰《考察纪实》出版。1913年先后任京师地方审判推事、安徽高等审判厅厅长,1917年任京津铁路段段长。1919年太虚应请在象坊桥观音寺讲经,他与陆军部部员王虚亭(名竹怀,出家后名大严)等人前来听讲,后皈依佛教。1922年出任安徽财政厅厅长,翌年调任安徽特派交涉员兼芜湖监督,在1925年段祺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执政时,任国务院参议,兼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理事长。[2]《影尘回忆录》说他是段祺瑞的秘书,指的当即他任“国务院参议”这件事。
         
      1921年马冀平尚在京津铁路段长任期内,在派人到井径县赈济灾民后提议请法师到井径讲经说法,以修福免灾。经范成推荐,倓虚前往井径讲经。倓虚在井径显圣寺讲经一个月,先后讲《金刚般若经》、《阿弥陀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受到当地民众的好评,由此也得到马冀平的信任。后来倓虚到东北哈尔滨主持修建极乐寺,也是马冀平推荐的。
         
      倓虚一生以弘法、办学、建寺、安僧为主要目标。据他在《影尘回忆录》记述,一生主持建造寺院有营口的楞严寺、哈尔滨的极乐寺、长春的般若寺、沈阳的般若寺、绥化的法华寺、青岛的湛山寺,重建的寺院有天津的大悲院。
         
      营口原来仅有一二所小庙,懂佛法的人很少。倓虚出家前曾在此安家,开过药舖,在佛教宣讲所讲过经,与不少有志于弘扬佛教的朋友一起钻研过《楞严经》。倓虚从南方学法而归,应请到沈阳万寿寺办学,路过营口时,接受众多老朋友的建议,负责筹备建寺的事。1921年开始筹划,翌年动工,先后得到几位工商界居士、慈善家的资助,直到1931年才完成,请在宁波天童寺当方丈的禅定和尚前来担任住持。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极乐寺是倓虚主持建造的寺院中最有影响的寺院之一,至今仍是东北三省中香火兴旺规模较大的寺院。
         
      原来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沙俄已将侵略魔爪伸进中国东北专区,利用清政府腐败,在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进逼下节节退让的形势,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及《中俄密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将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土地并入俄国版图,而且为了进一步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从1898年8月至1903年7月修建了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东铁路(或称东清铁路),西至满洲里,东经绥芬河到俄国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南线(南满铁路)从哈尔滨经长春到大连。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后,俄国将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的一段转让给了日本。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中国一度收回中东铁路北段直接管辖,然而在1924年5月中苏签定《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之后,改由中苏共同管理北段。在沙俄向中国东北扩张侵略过程中,除移民外,尚利用特权进行宗教文化浸透,在哈尔滨南岗由铁路当局出资先后建起三座富丽堂皇的教堂。然而哈尔滨却没有一所像样寺庙,民众为此感到心理不平衡。
         
      1921年担任中东铁路稽查局长的江苏人陈飞青,是位居士,感到在哈尔滨没有一所像样的寺院实在说不过去,决心促成建造一所寺院。他为此到北京拜访担任京津铁路段段长的马冀平,请他帮忙并推荐一位法师担当监督。马冀平便推荐倓虚出面主持和监督建造寺院。此后几经周折,极乐寺终于在1923年开始修建,1924年完成。在这期间,得到北洋政府铁道部长叶公绰批拨的五万圆,又得到出任中东铁路护路总司令兼哈尔滨特别行政长官的朱庆澜[3]的大力支持。朱庆澜热心佛教事业,直接出面筹款和发起募捐,督促建寺,对极乐寺最后建成贡献甚大。他还请段祺瑞为极乐寺的大雄宝殿写“宏范三界”的楣匾,又请清末状元、著名企业家南通张謇写“极乐寺”的寺额。
         
      在极乐寺建造过程中,倓虚还创办佛教学校,培养人才。倓虚从1924年至1929年前后住持极乐寺六年时间,在最后一年还礼请谛闲法师前来主持传过一次戒,此后由倓虚弟子定西住持极乐寺。
         
      此外,从1922年至1936年,倓虚还主持创建长春般若寺,复兴沈阳的般若寺并在此办学。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和冯玉祥等商定成立民国临时政府,请段祺瑞担任执政,然而大权实由奉系军阀控制。当年,倓虚应北京柏林寺邀请到北京讲经,并在弥勒院办学。1925年,倓虚经国务院参议兼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马冀平的推荐,参加由北京法源寺住持道阶为团长,有太虚、持松等多人组成中华佛教代表团到日本东京,出席所谓“东亚佛教联合会”。
         
      倓虚在北京期间,经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4]的同学赵廷襄(字荩臣,1876-1931)的引荐,常给杨宇霆讲经。因为这个缘故,倓虚建寺办学活动经常得到杨宇霆的支持和资助。1928年,北京道阶住持的法源寺内部发生纠纷,官司打到内务部。杨宇霆决定由倓虚曾出任法源寺住持,表示否则要将寺院充公办学。倓虚不得已前往法源寺担任住持,在1928年6月国民党北伐军攻入北京后主动让位于新住持空也法师,在此前后约四个月。
         
      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地区迅速被日军占领。在这种情况下,倓虚虽然主要在西安、青岛、天津等地讲经、办学及建寺,然而也常回东北寺院居住传法。在倓虚后半生中,以修建青岛湛山寺的事业最为卓著。
         
      山东青岛进入近代以后,曾先后被德国、日本侵占过,1922年12月中国曾收回青岛主权,然而1938年1月日本再度侵占青岛。事前国民党青岛市长兼第三舰队司令沈鸿烈没作任何抵抗便逃离青岛。
         
      进入近代以后,青岛市内只有基督教新旧教的教堂却见不到佛教寺庙。1929年周叔迦(1899—1970)[5]居士为让人们了解和亲近佛教,在青岛建立佛教研究社和佛经流通处。此后陆续有人成立念佛会。1931年夏,叶公绰与陈飞青二位居士到青岛避暑,有感于市内没有寺庙,向当地官工商界朋友提议在青岛建造寺庙,并当即募集了部分资金。胡若愚、沈鸿烈先后任青岛市长,对建寺都很支持,划拨寺基用地并给予其他照顾。从1934年开始动工,前后经历五个阶段,边修建边利用,直到1948年还在建设当中。在这期间,一位曾在北洋政府直系军阀孙传芳属下担任高级军官,在1928年投靠国民党担军长的王金钰(字湘汀,1884-1951)[6]对建寺贡献甚大。湛山精舍和湛山寺大殿主要是他将自己的房产、财物变卖后建成的。工商界的居士周明泰(字志辅)、周明焯(字志俊)和周叔迦三兄弟[7]及张伯祥、林耕宇等居士,也为建寺付出很多。
         
      此外,在天津的周叔迦及在北洋政府两度担任内阁总理、陆军总长的靳云鹏(1877-1951)、担任过安徽省长、财政总长兼代理国务总理的龚心湛(1871-1943)等居士,为改变天津在清末实施“庙产兴学”后佛教败落的情况,特地邀请并资助倓虚前来主持复兴原创建于清初的大悲院。这一工程从1943年至1947年陆续完成。
         
      从1932年2月倓虚应在西安赈灾的朱庆澜的邀请到西安讲经和办学,因谛闲法师圆寂,半年后急忙转奔南方赴丧,顺路将朱庆澜在西安卧龙寺、开元寺发现的宋元《碛砂藏》的复制玻璃版带到上海。
         
      1949年,倓虚徙居香港荃湾弘法精舍,陆续创立华南学佛院、佛教印经处、天台精舍、弘法佛堂、青山极乐寺、清水湾湛山寺等,继续致力于讲学弘法事业。1963年六月廿二日圆寂,年八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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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明晹主编《圆瑛年谱》1920年记事。
      [2] 据安徽文化网载《桐城历史文化传》,并参考《太虚年谱》1919年记事。
      [3]朱庆澜(1874-1941),字子桥,浙江绍兴人,生于山东历城县,曾为治理黄河河工,清末投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部下,1907年任陆军步队第二标标统,1909年随川督赵尔巽入川,官至陆军第十七镇统制,辛亥革命后被推为四川大汉军政府副都督,1912年任黑龙江督署参谋长,1913任黑龙江省将军,1916年被段祺瑞任为广东省长,响应孙中山“护法”主张,请孙中山入粤,1923年应张作霖之请任东北特区行政长官兼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1925年辞职,致力于慈善救济和抗日救亡事业,先后任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1938年任全国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主持第五救灾区工作,抗战以后收容难民在陕西创立黄龙山垦区。
      [4]杨宇霆(1886-1929),辽宁法库人,字邻阁(或鳞阁),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历任张作霖的奉军二十七师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东三省巡阅使、上将军公署总参议兼奉天兵工厂督办等职,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被日本人炸死后,受到排斥,对张学良将东北易帜投靠蒋介石表示反对,翌年遭到张学良安排的人枪杀。
      [5]周叔迦(1899—1970),原名明夔,字志和,安徽东至县人,清末周馥的四子实业家周学熙之三子,肄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后致志佛学,自1930年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教授,1940年创办中国佛教学院,任院长,主编《佛学月刊》。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佛协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等职。著有《中国佛教史》、《唯识研究》等,有《周叔迦佛学论文集》传世。
      [6]王金钰(1884-1951),字湘汀,山东武城县人。1910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归国在王占元、孙传芳属下历任参谋长、旅长,1922年受相当少将军衔,后任两浙盐运使、安国军第一方面军团参议,1928年投靠国民党,历任师长、军长、第14路军总司令、湘鄂赣边区剿共清郷督办,1930年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二个月,1931年任第5路军总指挥参加对江西红军的围剿,此后任军事参议院参议。
      [7]
      周明泰、周明焯与周叔迦皆是清末周馥四子、民国初年两任财政总长的著名实业家周学熙之子,周明泰周明焯先后任华新纱厂董事、董事长,为发展民族纺织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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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要佛学著述

      倓虚一生忙于建寺、办学,向僧俗信众讲经,留下大量佛经讲义、讲录,专门著作较少。
         
      据倓虚在《影尘回忆录》第三十二章〈三十年的弘法经过〉记述,他一生讲的比较多的佛典有:《般若心经》、《金刚般若经》、《阿弥陀经》,还有《楞严经》、《法华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维摩诘经》、《普贤行愿品》,以及唐朝湛然《始终心要》、明代智旭《教观纲宗》等。
         
      据香港湛山寺倓虚大师法汇编辑处所编《倓虚大师法汇》,倓虚的撰述及由弟子记录整理的著述主要有:《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录》、《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随闻记》、《金刚经讲义》、《金刚经亲闻记》、《心经义疏》、《心经讲义》、《心经亲闻记》、《心经讲录》、《心经浅释》、《大乘起信论讲义》、《僧璨大师信心铭略解》、《楞严经妙玄要旨》、《永嘉玄觉证道歌略解》、《始终心要义记》、《天台传佛心印记注释要》、《读经随笔》、《佛顶经妙玄要旨》、《念佛论》、《湛山文钞》、《论文集》及《影尘回忆录》等。
      
      四、弘法内容和特色:“教演天台,行宗净土”
         
      倓虚在出家前虽已读过《金刚经》、《楞严经》等佛经,然而对佛教教理和中国佛教宗派并没有系统了解,更谈不上研究。他在出家不久就南下宁波到观宗寺礼著名天台宗学者谛闲法师为师受戒,并在观宗寺的学社听法和研修三年,期间曾随谛闲到北京讲经。这一非凡经历,不仅使他对天台宗典籍和教理有了较系统深入的积累,而且对当时寺院常用佛典、法事仪规等也基本掌握,从而为他以后进入社会讲经弘法打下基础。
         
      倓虚从1921年到井径讲经开始,到去世为止的40多年的时间中,在营口、哈尔滨、长春、沈阳、天津、青岛、香港等地不停地讲经、诠释佛法。倓虚从谛闲那里正式受天台教观第四十四世法卷,一生是以弘传天台宗为己任的。然而,中国佛教自宋代以后各宗已彼此会融合,常见的是禅与净土、禅与华严的融合,同时也有天台与净土及禅宗的融合。
         
      那么,倓虚一生讲经弘法的主要内容和特色是什么呢?据《影尘回忆录》中所载《青岛湛山寺共住规约》第一条明确规定:“本寺弘扬佛法,以教阐天台,行修净土为宗旨。”在《湛山寺住持简单领众課程规则》则说:“湛山寺是教演天台,行宗净土。”他的在家弟子蔡运辰为《倓虚大师法汇》写的序中说倓虚一生“复兴、建十方丛林九处、宏法支院十七处、佛学院十三处,皆以教演天台,行宗净土,住持佛法,培育僧才为目的。”
         
      倓虚一生所讲经典中虽以讲《般若心经》、《金刚般若经》的遍数最多,然而他认为最重要的佛经是后秦鸠摩罗什译的《法华经》和《阿弥陀经》,认为皆是引导众生“毕竟成佛”的。在中国佛教中,《法华经》是天台宗依据的基本佛经,《阿弥陀经》是净土宗或弥陀净土信仰所依据的净土三部经(外加《无量寿经》和《观无量寿经》)之一。《法华经》与《阿弥陀经》皆是大乘经典,从内容上看,二者属于不同种类的经。然而在《法华经》二十三品即〈药王菩萨本事品〉中也有宣说往生弥陀净土的内容:“闻是经典,如说修行,于此命终,即往安乐世界,阿弥陀佛、大菩萨众围绕住处,生莲华中宝座之上。”倓虚将这一内容进一步发挥,把《法华经》与《阿弥陀经》加以会通,说:
         
      为什么专诵《法华经》也能往生极乐净土呢?要知念佛一法,为最上乘法。《法华经》为如来最后极谈,亦为最上乘法。《弥陀经》,无问自说,直言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让人发愿往生,最后成佛。《法华经》,共七卷二十八品,前十四品,开权显实;后十四品,开迹显本。《法华经》和《弥陀经》一样,都是佛无问自说的,佛让人开示悟入佛之知见,毕竟成佛。
         
      ……在《弥陀经》里,所说的国土庄严,说佛的寿命,说佛的光明,以及六方佛,诸佛护念等,虽然和《法华经》的文相、措辞有广略不同,但其境界和意义,都是理无二致。所以一句阿弥陀佛,是最上乘法,包括无量法门。请大家要老实念佛,千万不要把这句阿弥陀佛看轻。(《影尘回忆录》第二十二章)
         
      这样,在天台宗与净土宗所依据的基本经典上,倓虚作了简明扼要的会通和诠释,说它们皆是佛“无问自说的”,皆是宣说“最上乘法”,是引导众生“毕竟成佛”的佛经,甚至说:“《法华经》就是广说的《弥陀经》,《弥陀经》就是略说的《法华经》。”(《念佛论》)。这就在基本经典的依据上,为他的“教演天台,行宗净土”主张铺垫了基础。
         
      从倓虚讲经所运用的次第和方法来看,他也是运用天台宗传统的讲经说法的模式。在隋代智顗的《法华玄义》等著作可以看到,智顗讲经弘法一般分五个层次,称之为“五重玄义”,包括:释名(解释经名)、辨体(辨明经的基本宗旨)、明宗(主要修行内容)、论用(经的功能或作用)、判教(教相判释)。例如他在《法华玄义》卷一所举的五重玄义是:1、释名,经所宣说的“法”是权实一体的妙法;“喻”之为华果同时的莲华,故合法喻“妙法莲华”(简称“法华”)为经名;2、辨体,以诸法实相为体;3、明宗,以一乘因果为宗;4、在全经二十八品中,以前十四品的“迹门”,断除权教(声闻、缘觉、菩萨三乘)对佛乘的疑惑,产生对佛乘实教的信念;以后十四品的“本门”,断除局限应身认识带来的疑惑,以形成对“久远实成”法身佛的信念;5、判教,判此经教相为最上妙法,如同乳、酪、生酥、熟酥、醍醐“五味”中最高层次的醍醐。智顗在《金光明玄义》、《观音玄义》、《维摩经玄疏》等中也运用这种方法。

      倓虚在讲经说法中也运用五重玄义的方法。他在《影尘回忆录》第十五章讲:

      我讲经时,按照一定次序,先讲五重玄义,把名、体、宗、用、教详加解释,然后把经中大义以及其宗旨归宿处,提纲挈领、深入浅出为之一一解释。
         
      我们从倓虚的《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录》、《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随闻记》、《金刚经亲闻记》、《心经讲录》等中,皆可以看到他用五重玄义讲经的实例,例如他在《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录》中,一、释名,谓《法华经》以经喻为名,法为妙法,莲华是喻;二、辨体,以诸法实相为体;三、明宗,以开权显实的一乘因果为宗;四、论用,开迹显本,开权显实,以断疑生信,引人确立成佛的信心;五、判教,以上味醍醐譬如《法华经》,为诸经之王。可见,倓虚以五重玄义对《法华经》的判释与智顗在《法华玄义》中的判释是完全一致的。

      倓虚关于净土念佛法门的阐释,在青岛为信众的说法记录《念佛论》中有集中的说明。现仅简要择取四点:

      (一)将净土宗或净土信仰作为“五宗”之一,认为人人可以接受修持。
         
      倓虚将全部佛法归结为五宗,一是禅宗,谓是“教外别传,专门修禅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二是教下的各派,“先悟后修,由修而证”;三是律宗,“先以执身,次第摄心”,有大小乘戒,“由戒生定,因定发慧”;四是密宗,“专门持咒,注重事项,须三密相应”;五是净土宗,“最简单,最直捷,只坚持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至一心不乱,即可蒙佛接引往生极乐。无论利根、钝根,都能接受”。这种五宗判教的说法,应当说是他的独创,目的似乎是为抬高净土宗或净土信仰在佛教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二)谓修持净土法门唯以“诚心念佛”为旨要,最后可往生净土成佛

      说念佛就是净心,断除贪瞋痴及诸种知觉烦恼,“把人心里那些肮脏的东西,去得干干净净”的过程;“念念念佛,念念觉悟”,“能够恢复本觉,就能成佛”。又说,“修净土法门有一种特别的好处,可以带业往生”,往生极乐世界后,依仗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共同熏修,逐渐业尽情空,从“由凡圣同居土到方便有余土,由方便有余土到实报庄严土,由实报庄严土直到常寂光土,得见佛的法身”。这是将净土宗往生极乐世界的说法与天台宗的“四土”的理论互相会通的说法。

      (三)发挥禅宗“自性弥陀,唯心净土”的思想,解释净土法门。
         
      禅宗的“唯心净土”、“唯心念佛”与念佛往生极乐净土的思想在理论上本来是彼此隔离的,但在宋初延寿所著《宗镜录》、《万善同归集》构筑的禅、教会通融合的理论体系中已将两者结合起来,对宋元乃至以后的佛教界影响很大。宋元及以后禅净会通、诸宗融合,在净土信仰方面既主张“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又提倡观想念佛、口称念佛和往生极乐净土,认为二者是并行不悖的。在南宋龙舒郡王日休编撰《龙舒净土文》中收录了不少禅僧关于这方面的语录,另外元代临济宗禅僧中峰明本的《怀净土诗》、其弟子天如惟则的《净土或问》中也有这种论述。[1]

      倓虚在《念佛论》中说:
         
      所谓‘自性弥陀,唯心净土’,众生就是佛,佛就是众生,莫不都是性分所具。心即土,土即心,莫不都是唯心所现,只看人念佛功夫如何。如果信、愿、行坚固不移,自性和佛性打成一片,那么当下自性即是佛性;佛性即是自性。……在自性上就是弥陀,在唯心上就是净土。在性分上并划不出哪是众生的边界,哪是佛的边界;在净土上也指不出哪是唯心的,哪是非心的。

      他这样讲的目的是引导信众确立自信,相信自己本有佛性,能够通过念佛使自性与佛性融汇一体,就能命终往生极乐世界。
         
      对于禅宗与天台诸宗的关系,他在《论文集·答暹罗黄谨良居士问佛法略义》中表示:“禅宗诸祖,深得佛教宗旨。故禅宗亦名宗门,然禅与教实无可分。因宗者,乃教理之纲宗;教者,乃宗旨之阐扬。离教无以标宗,离宗以何为教?”正因为基于这种见解,倓虚虽以“教演天台”为标榜,然而并不排斥禅宗。不仅如此,甚至还采取禅宗的方式上堂说法,例如在《影尘回忆录》第二十二章载录他应东北朝阳、海沦等地信众邀请上堂说的十四则法语,形式采取的宋元以来禅僧上堂说法的形式,内容也主要是禅宗的内容,十分精彩生动。限于篇幅,这里不作具体引述。

      (四)运用天台宗的“法界互具”思想,论述念佛可以成佛
         
      天台宗主张十界(六凡: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四圣:声闻、缘觉、菩萨、佛)互具,任何一界皆具有十界。倓虚运用这种思想论述净土念佛法门。他说:
         
      佛和众生都是一种观念功夫所成。佛一念具足十法界,众生一念也具足十法界。若一念贪心起,就是饿鬼;一念瞋心起,就是地狱;一念痴心起,就是畜生;一念疑慢心起,就是修罗;一念落于五常、五戒,就转于人道;一念落于上品十善,就生天上;若以四谛为观念,就是声闻;若以十二因缘为观念,就是缘觉;若以六度为观念,就是菩萨;以自利利他、万行平等为观念,就是佛。
         
      他还说,世间的士农工商各界的人也是“由观念所成,观念什么,自己就是什么”。念佛也是如此,每天看佛、念佛、拜佛、想佛,听佛,“時時刻刻以超生极乐世界为观念”,最终“决定能生极乐世界,也决定能成佛”。
         
      据弟子大光记述,这是倓虚在湛山寺为“初机学佛略说”,可以推测是为一般普通信众讲述的。语言比较通俗,道理也不复杂。然而从倓虚所阐述的内容来看,确实是将净土、禅、天台诸宗的净土思想加以会通融合来讲述的。
         
      最后顺便指出,在《影尘回忆录》第二十章载录倓虚制定的《私立青岛湛山寺佛教学校暂行规则》,第二十一章载录的《湛山寺住持简单领众课程规则》,至今也有参考价值。特别是《青岛湛山寺共住规约》规定住持“定为十方选贤,不收剃度徒弟,亦不专传法子”。他在第二十一章〈十年来湛山回忆〉之五,将此称之为“传法不传座”,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说:“我认为任何一个道场,都应当公开地实行十方选贤制,不许以十方道场送人情,私相授受。”认为这是防止寺院发生衰败的重要举措。所谓“传法不传座”,就是师父虽向弟子传授某某宗派之法,授以法卷标明传承世系,然而并不同时将寺院也传授于他。至于寺院住持的任命,必须经过僧众的推举,在本宗或别的宗派中推举道德、行持、声望皆优秀的人担任,而且所推举的人不受宗派的限制。应当说,这与当时太虚在佛教革新运动中提出的寺院寺产为僧众共有,反对凭借剃派和法派名义而私相传授的主张是基本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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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请参考日本柴田泰《宋代的净土思想》,载杨曾文、日本镰田茂雄合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中日佛教学术会议论文集》;杨曾文《宋元禅宗史》有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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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倓虚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的地位
         
      倓虚生活在中国自近代向现代过渡的社会大变动时期,经历了清王朝的覆灭、民国建立和袁世凯复辟帝制、北洋军阀政府以及国民党统治、日本步步深入的侵华战争和投降的历史事件;期间发生要求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运动,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蓬勃兴起到取得最后胜利,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然而,倓虚晚年并没有生活在内地,而是徙居和传法于当时尚未回归祖国怀抱的香港。

      笔者限于所见资料,难以对倓虚的一生作出全面客观的评价,仅对他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的地位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倓虚出家后,先到宁波跟著名天台宗学者谛闲学习佛法和天台止观学说,取得天台宗教观第四十四代的身份,然后到北方致力弘传久已衰落的天台宗。在各地的传法过程中,十分重视建寺和创办佛学院,前后由他本人或弟子建立或复兴了多座寺院,其中规模较大并且实行十方丛林制度的有营口楞严寺、哈尔滨极乐寺、长春般若寺、沈阳般若寺、青岛湛山寺、天津大悲院、黑龙江大乘寺、绥化法华寺、吉林观音十刹等九处;主要由弟子建造而分布于黑龙江、内蒙、辽宁、吉林及河北省诸县及青岛的规模较小者有十七座,前后建立了十三所培养僧才的佛学院。据倓虚《影尘回忆录》第二十一章所附《湛山寺住持简单领众课程规约》,他原计划将青岛湛山寺作为“总山”,以其他寺院为下属末寺或“弘法支院”。不难看出,倓虚实际是想在中国建立一个遵守统一制度规约的天台宗教团。他为此在1947年曾起草一份《天台宗总山章程》,准备向青岛主管当局提交,然而由于时局的剧烈变动,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尽管如此,倓虚在北方建寺、传法和建立佛学院培养僧才的活动,为中国佛教在近现代北方的传播和复兴做出了很大贡献,也为佛教如何适应近现代社会积累了经验。他所主持建立的多座寺院在新中国成立后仍是佛教的重要传法中心,培养的弟子中有的直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仍在为弘法利生努力工作。  
        
      (二)倓虚致志于弘传天台宗,然而实际是继承自宋元以来中国佛教诸宗互相融合的传统,以“教演天台,行宗净土”为标榜,在传法中将天台宗、净土宗乃至禅宗相互会通融合,在讲经说法中也引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从而便于为中国民众接受。在欧美列强纷纷染指侵略中国,西方文化涌入严重威胁民族文化的情况下,固守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宗教,是具有抵制列强的文化侵略和渗透的作用的。当时一些在军政界任职的文化人、爱国人士和具有民族尊严的实业家、居士愿意出面支持倓虚在西方教堂林立的商埠主持建造寺院弘法,应当说主要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三)倓虚生活在佛教极端衰落、佛教界有志者相继涌现致力维护革新佛教的时代。倓虚在自己的传法实践中,为弘扬天台宗和推进佛教适应时代发展作出很多有益的尝试和努力。倓虚当年讲经说法的记录和著述虽然不是很多,然而不仅为我们了解他的事迹和思想,而且也为了解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现在倓虚法师已经圆寂46周年,笔者衷心祝愿他生前主持建立和复兴的寺院——哈尔滨极乐寺、天津大悲院和青岛湛山寺等寺及其四众弟子,能够高举人间佛教的旗帜,在弘法利生,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新的无愧于时代的成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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