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在新疆的早期传播

李进新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是我国佛教重要的一支，与汉传佛教(汉语系经典)、云南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经典)共为我国佛教的三大系统。藏传佛教又俗称喇嘛教，是该教上层僧侣统称“喇嘛”，因而有此俗称。藏语“喇嘛”意为“上师”。

　　藏传佛教是由7世纪自印度传人的密教、内地大乘教与西藏早期的原始宗教本教相结合的产物。大约形成于l0世纪后半期。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发展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前弘期从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并为她们带去的佛像分建大、小昭寺开始，到841年“朗达玛灭法”为止。这时期主要是佛教与当地本教之间的斗争。由于吐蕃赞普大力倡佛，佛教在吐蕃上层得到了传播，修建了不少寺庙。赤德祖赞时又迎娶唐朝金城公主，派人去中原取回大量经典并带回汉僧一人，汉地佛教随之传人。同时，因西域动乱，于阗及中亚等地僧徒大批流人吐蕃，赤德祖赞都予以收容。赤德祖赞死后，本教贵族大臣掌权，发动第一次禁佛，驱逐汉、尼泊尔等地僧侣，拆毁佛寺，使佛教传播一度受阻。至赤松德赞亲政以后，才又兴复佛教，从印度请来高僧传法译经，并建立僧伽制度，还曾召集佛教徒与本教徒进行辩论以兴佛灭本，又请汉僧与印度僧辩论以统一信仰。到牟尼普赞、赛那累赤德松赞和热巴中赤祖德赞时，继续支持佛教，已译出大、小乘、显、密宗经典700多种，还任命僧人钵阐布为大相，委以军政大权。838年，由于崇奉本教的贵族、大臣发动政变，谋杀了赤祖德赞，拥立其兄朗达玛嗣位，开始镇压佛教，焚毁佛经，拆除寺庙，勒令僧尼还俗。这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使佛教在西藏基本绝迹。此为前弘期。

　　朗达玛死后，吐蕃政权分崩离析，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l0世纪下半期，佛教又从西康和阿里地区重新传人西藏，这时，西藏形成了一些雄据一方的新兴封建主势力。山南地区的封建主意希坚赞，是朗达玛之子永丹的六世孙，曾派人去西康地区求法，返藏后恢复了拉萨、桑鸢等寺庙，又创建新寺，僧人的数量与日俱增，佛教史称此次传法为“下路弘传”。阿里地区封建主意希沃，是朗达玛另一子微松的五世孙，藏史称他为“拉(天)喇嘛”。他派人去印度、克什米尔求法学经，又请印度僧人来藏传法译经，建立了托林寺，史称“上路弘传”。佛教在西藏得到迅速复兴。后弘期西藏佛教的主要特点，一是大量传译印度波罗王朝时期兴起的密教无上瑜伽部的经典和法门；其次是以密宗传承为主，形成了各种教派；第三是逐渐与本教相融合，吸收本教的许多宗教思想和仪俗，使佛教明显地带有西藏地方的特点。同时，在寺院僧伽制度和佛事仪式上，也形成独自的体系，形成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早期的主要派别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和噶举派。

　　宁玛，即旧派。传承以吐蕃前弘期传人的密宗为主，又吸收了本教的内容而形成的早期教派。经典为根本密经l8部，常行法为8部。l1世纪时，索尔波且祖孙三代系统整理了宁玛派经典，创建了宁玛派的寺院邬巴龙寺、卓浦寺等。

　　噶当，该派创始人为仲敦巴(1005—1064)，拜印度僧阿底峡为师，学到显密各种教法。1056年仲敦巴建热振寺为根本道场，形成噶当派。其特点是强调戒律。仲敦巴死后，其三大弟子分别传法，又形成教典、教授、教诫三个支派。噶当派以阿底峡《菩提道灯论》为基础，主讲经论为“噶当七论”，所崇本尊为释迦佛、观音、绿度母、不动明王，该四本尊与三藏教法合称“噶当七宝”。噶当派教法传播甚广，其他教派均深受其影响。l5世纪初，宗喀巴主要依噶当派教义创立格鲁派，亦称“新噶当派”。噶当派也随之并人格鲁派中。

　　噶举，l1世纪时由玛尔巴创立，主要学说是月称派中观见，其大印传承，不重文字，重在以证理通达大印的智慧，以苦修为特邑，曾融合噶当派教义。

　　萨迦，1073年贡却杰波在后藏萨迦建寺弘法，后以该寺为主弘法传教，形成萨迦派。主要弘扬“道果教授”等显密教法。法位传至其长孙萨班贡噶坚赞，因通大、小“五明”，获得“班智达”称号。1251年其佷八思巴继承法位，受到元皇室的信任，元世祖忽必烈聘请八恩巴为帝师，并领西藏十三万户，掌握西藏政教大权，成为西藏地方僧侣贵族统治的开始，元末开始衰微，其在全藏的政治地位被噶举派取代，仅保留了萨迦地方的权力。

　　l5世纪初，宗喀巴实行宗教改革，创立格鲁派，战胜了其他各教派，成为藏传佛教中最大和最有实权的教派。

　　格鲁，宗喀巴(1357～1419年)原为噶当派僧人，先后从萨迦、噶举、夏鲁派僧入学习．又系统研习了密宗。他针对藏传佛教各派戒律废弛、僧人追逐世俗权势财富、号召力和信誉底落的情况，倡导宗教改革。主张僧侣严守戒律，独身不娶，脱离农事，严格寺院的组织和管理制度，使世俗贵族不能操纵寺院事务；弘倡显、密并重说，强调显密兼修及先显后密的修行次第。所以他创立的一派又称“新噶当派”。其后，建立了，哲蚌、色拉、扎什伦布等寺院。1542年该派采用活佛转世制度，将锁南嘉措迎至哲蚌寺继承教主职位。1578年锁南嘉措应蒙古土默特俺答汗之请，赴青海传教，被尊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为达赖喇嘛三世，并受明朝册封。1642年，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措和班禅四世罗桑却吉坚赞又借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的兵力，击败藏区各敌对势力。清顺治二年(1645)，固始汗赠罗桑却吉坚赞为班禅称号，为班禅四世。顺治九年达赖五世亲赴北京朝觐，次年受清廷册封为“西天大菩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取得藏蒙佛教总首领的地位。康熙五十二年(1713)，又册封班禅五世罗桑益希为“班禅额尔德尼”，达赖、班禅成为格鲁派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并须经中央政府的册封，成为定制。在清朝的大力扶持下，该派成为西藏地方的执政教派。在格鲁派中，达赖为观音化身，班禅为无量光佛化身，为最大活佛。达赖是拉萨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三大根本寺系统的最高活佛，班禅是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系统的最高活佛。这些大型寺院往往集教、政、学为一体，经济上占有大量的庄园、牧场和奴隶，西藏政府的僧官成员，也必是三大寺的活佛。

　　藏传佛教在新疆地区早期的传播，与吐蕃人的活动有关。8世纪中叶，吐蕃人人据塔里木盆地，统治了近百年。其中，于阗与吐蕃的关系密切。成书于吐蕃王朝时代的《于阗教法记》以及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中的《于阗教法记》以及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中的《于阗国授记》，都记载了于阗佛教与吐蕃佛教相互交往。《汉藏史集》中还列有“圣地于阗国之王统”专章，其中记载有于阗尉迟圭统治时应龙王劝请，建达哇涅季寺院，此时吐蕃之王将于阗收归治下。此寺是在吐蕃大臣噶尔·东赞来到于阗时修建的。在于阗古址发现的“欢喜佛”塑像，为藏传佛教的塑像，是藏传佛教密宗的本尊神，即佛教中的“欲天”、“爱神”。塑像大约是IO世纪末或11世纪初的遗物。后来，当于阗遭受外侵，佛法被难之时，于阗众僧侣以牦牛引路，进入吐蕃︰于瞑工匠在吐蕃还修建了一座昌珠寺。此外，在米兰遗址吐蕃人的古戍堡中曾发现这一一时期的藏文佛经，数量相当丰富。[1]

　　藏传佛教与高昌回鹘的关系十分密切，对回鹘佛教影响很深。吐鲁番遗址发现有藏文佛典，如《佛教敦理问答》、《胜卑王问经》、《秘密集会怛特罗》、《吉祥轮律仪》、《师师瑜伽》、《转轮王曼荼罗》、《十方平安经、、四天王赞》等。回鹘人与吐蓄藏人早在9世纪就有了，联系伯希和证实，他带回一卷9世纪时的写本，“系由回鹘突厥国王编写的一份报告的藏译文，其中描述了从高丽直到乌拉尔山的高地亚洲诸民族”。[2]因此，回鹘人的佛教必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其浓厚的密教色彩即反映了这一现象。在已发现的回鹘文佛经中，密宗经典占有相当数量，多达十几种。除直接译自藏文的外，如《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干手干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佛顶心大陀罗尼经》等等，均为密宗经典。在回鹘佛教壁画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藏传密教为题材的；柏孜克里克石窟有四分之一的壁画绘有密教内容。其中第20号窟绘有大悲变相、毗沙门天及其着属、四天王像、四臂三面的吒枳大忿怒明王像。说明藏传佛教已成为回鹘人佛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鹘人能够接受藏传佛教，原因之一是早在西迁中就有一部分回鹘人投奔了吐蕃。史载︰回鹘“余众西奔，归于吐蕃，吐蕃处之甘州”。《松漠纪闻》记载甘州、沙州回鹘谓︰“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像其中。每斋必刮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足而鸣之，谓为亲敬。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3]这种现象与汉地佛教相异，显然是藏传佛教的风俗。《多桑蒙古史》还记述了回鹘初奉佛教的一种传说︰“畏吾儿曾遣使至信仰偶像教之中国延喇嘛至，与珊蛮辩论，欲择其辩胜者而从之。诸喇嘛诵其名日《那木》之圣经，此其道德故事物语最言之汇编也。中有劝人勿害他人、勿害动物、以德报怨等戒。喇嘛分为数派，各派教义不同．其最流行者，信仰轮回之说，??诸信仰偶像者在汗前诵圣经若干则，诸珊蛮默不能对，由是畏吾儿首先皈依偶像之教。东方偶像教徒之与回教为敌者，无有能逾畏吾儿者也。”[4] 这一传说也说明回鹘佛教已明显转入了藏传佛教系统，而回鹘人最初接受的是汉传佛教。

　　在宋、辽、西夏对峙时期，青海一带的吐蕃大首领角厮罗出生于高昌。《宋史》记载︰“角厮罗者，绪出赞普之后，本名欺南陵温捕(赞普)，??生高昌磨榆国，既十二岁，河州羌何郎业贸客高昌，见厮罗貌奇伟，挈以归……，河州人民谓佛角，谓儿子厮罗，自此名角厮罗。……及元吴取西凉府，潘罗支旧部往归厮罗，又得回纥种人数万，厮罗居鄯州，西有临谷城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买，以故富强。”[5]。这位被称为“佛子”的吐蕃贵族生在高昌，其家族必在高昌居住已久，说明吐蕃佛教对高昌回鹘已有较大的影响。西夏元吴崇尚佛教，曾向各地广求佛法。回鹘僧人与吐蕃喇嘛同在西夏宫廷从事译经传法，吐蕃喇嘛在西夏的地位很高，曾充任宫廷教师，居于国师的尊贵地位，翻译佛经，传授西藏密教经义，并充任使节。回鹘僧人把藏文佛经译成西夏文字，两地佛教僧侣的交流是十分密切的。吐鲁番地区发现的藏文佛经，大约也是这段时间传进来的。

　　元初，西藏归入了元朝的版图。新疆、西藏和蒙古地区的关系更加密切，藏传佛教也成为联系畏兀儿(回鹘)、藏族和蒙古上层的桥梁。成吉思汗征服西域班师东返时，曾致信西藏萨迦派教主，请他们到蒙古来传法。萨迦派四世大喇嘛呼和宁布在离藏赴蒙古的途中，死于甘肃。窝阔台合罕时，驻守河西地区的窝阔台第三子永昌王阔端，派遣多达那波率军进攻西藏，并要他迎请一名代表西藏的佛教首领前来商谈西藏归顺蒙古的大计，并在蒙古地区传法弘教。萨迦派萨班贡嘎坚赞在西藏威望极高，被迎请到凉州，于1246年8月与阔端会面。萨班行时，携其两个佷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同赴凉州。

　　阔端对萨班极为礼遇，让他坐在景教、萨满巫师等众僧的上首，为他在凉州修建了一座幻化寺以供驻锡之用。双方就西藏的归顺问题达成一致条件，由萨班致书西藏僧俗领主一封《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西藏和平归附蒙元帝国，免受战火摧残，从此，西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蒙古人也与藏传佛教有了真正的接触，结下了不解之缘。

　　1251年，萨班死后，萨迦派教主由八思巴继承。八思巴又被忽必烈迎请到上都，成为“帝师”，在元朝政治、宗教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时期，高昌回鹘佛教徒也同样受到了元朝的重用，地位不下于西藏喇嘛。如哈喇亦哈赤北鲁，原高昌大臣，曾任西辽诸子师，后亦在成吉思汗宫中教授诸皇子。阿邻帖木尔，归附成吉思汗后历事累朝，英宗时，“总治诸王、驸马、番国朝会之事”。乞台萨里，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二年(1275年)“人为释教都总统”。其他著名高昌回鹘僧人如安藏、迦鲁纳答思、阿鲁浑萨里、必兰纳识里、舍蓝蓝八哈石等，均受到元朝皇室的器重，在宫中翻译经典，或聘为国师，或授予学士，或委与官爵。其中，乞台萨里、安藏、迦鲁纳答思、阿鲁浑萨里等都曾师从八思巴修习密教，说明高昌回鹘僧侣此时所奉的是萨迦派的藏传佛教。由于元朝统治者的提倡与扶植，高昌回鹘的藏传佛教有了更大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1253年鲁布鲁克前往汗廷朝见蒙哥汗时，曾拜访畏兀儿地区的寺庙，他描述说︰“进入这座寺庙，我看见拜偶像的和尚。在每月之初，他们都要打开寺门，披上他们的僧袍，献香挂灯，供奉百姓献的面食和水果祭品。……这些畏兀儿和尚衣着如下，他们无论到何处去，总是身穿紧身红色衣袍，系一腰带，状如法兰克人，左肩至右侧着一袈裟，恰似四旬节执事所穿的十字袼一样。”[6]鲁布鲁克描述的畏兀儿和尚所穿红色衣袍，与《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述︰“西即鳖思马(别失八里)大城，王官、土庶、僧、道数百，具威远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与中国特异。”穿赭色袈裟的僧侣，是一致的。这种僧衣也是藏传佛教的僧侣通常所穿的赤色中衣。说明藏传佛教已在高昌回鹘地区得到了广泛普及。

　　元末明初，吐鲁番地区的藏传佛教仍很兴盛。俄国学者曾在畏兀儿都城哈喇和卓遗址中发现丰富的藏传佛教壁画︰“教授在一问保存得很好的楼房里发现，在一块拱墙上绘着一只卡鲁德鸟(注︰蒙古人观念中的巨大神鸟)，是许多蒙古传说中的形象。鸟看起来是带翅膀的人，有马一样的腿和爪子，手里握着箭，身下是低垂着头的女人。另一所房子里部分壁画绘着印度崇拜的凶猛恶神玛哈卡拉，有四只手和猪的嘴脸，端坐在被打倒的敌人尸体上，另一部分壁画画的是花，各式花纹、一些马头和残部。这些东西穿着饰有名贵宝石的衣服，同时还画有坐在莲花上的菩萨”。蒙古传说中的卡鲁德鸟出现在哈剌和卓的喇嘛教壁画中，这说明蒙古的藏传佛教与吐鲁番地区的藏传佛教有过频繁的交流，达到了交相融汇的地步。[7]

　　伊斯兰教势力占领吐鲁番地区后，哈喇和卓的佛教迅速衰落，而吐鲁番城的佛教势力则维持了一段时间。永乐六年(1408)，吐鲁番僧人清来被永乐皇帝授封“灌顶慈慧圆智普通国师”，是为藏传佛教的封号，说明藏传佛教喇嘛在吐鲁番的地位仍很高，并拥有一定数量的佛教僧侣。哈密地区则到l5世纪后期，仍设有国师职，天顺七年(1463)，“哈密忠顺王母弩温答失里奏举必剌牙失里袭从父绰颜帖木儿国师职”。至l6世纪以后，吐鲁番哈密终为伊斯兰教所取代，佛教在这些地区消亡。但与此同时，藏传佛教却已在天山以北的卫拉特蒙古人中得到广泛传播。

　　[1] 斯坦因着；向达洋︰《西域考古记》。

　　[2] 《伯希和西域探险记》(耿升洋)，第ll6页。

　　[3] 洪皓︰《松漠纪闻》。

　　[4] 《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第一卷附录5.

　　[5]《宋史》卷492。

　　[6]《出使蒙古记》(吕浦译)，第155页。

　　[7]陈世良等︰《藏传佛教(喇嘛教)在新疆的传播发展》。

　　稿源︰ 新疆社科院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