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藏传佛教的创立

　　多德

　　摘要:吐蕃时期,印度佛教、汉传佛教、西域佛教和尼泊罗佛教等几种佛教与藏地原有的苯教文化经过200多年的相互碰撞、融合,最终形成了博大、深奥的藏传佛教。

　　关键词:藏传佛教;历史背景;创立

　　中图分类号:B94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30-0087-01

　　一、吐蕃时期藏传佛教创立的历史背景

　　佛教在公元7世纪初正式能够传播到吐蕃地区,是由于它适应了当时吐蕃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佛教思想是在吐蕃社会摆脱传统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由分散的部落,逐渐成为统一的封建帝国的历史条件下传播和发展起来的。

　　1.政治方面。开疆拓土,疆域“北至雅鲁藏布江,与苏毗为界;东抵康,与四川北部的嘉良夷为界,以附国之名为隋朝的统治者所知;西部达到羊卓雍湖,与西部的三鲁雅下部为界;南面邻接尼泊尔和不丹,已包括青藏高原南部的主要部分。”据藏文史书《贤者喜宴》记载:“将当时三分之二的小邦均纳入(吐蕃)统治之下。巴本王、吐谷浑王、昌格王、森巴王及香雄王等均被征服,娘、贝、嫩等氏族也被纳为属民。”由此可知,当时吐蕃的范围有了明显的扩大。

　　2.经济方面。吐蕃时期已经出现了统一的度量衡。据藏文史书记载:“这时墀托朗尊蒙之子制造升、斗和秤,以量谷物及酥油。在此之前,吐蕃尚无交易及升、斗和秤。”这说明当时吐蕃的经济发达。当时在冶炼技术、驯养和改良牲畜、取用食盐、采用医药、制造武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据《松赞干布遗训》载,这时的吐蕃人,“将公母野牦牛驯养为公母牦牛,将公母鹿育成黄牛,将公母山羊驯养为绵羊,将公母獐驯化成山羊,将公母野驴驯化成马,将公母狼驯化成犬。”进一步开发了金、银、铜、铁等主要矿产。根据上述资料能够说明当时吐蕃地区的农、牧、商业已有了很大的发展。

　　总之,由于以松赞干布为首的吐蕃王朝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广泛地吸收和采纳了周边诸多国家、地区和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当时的吐蕃社会有了自己一整套军政体制、职官制度、法律条文、阶级等级。政权的巩固、政治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发展。这对佛教在西藏的创立和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吐蕃时期藏传佛教的创立

　　佛教传入藏区,历史悠久。佛教正式传入西藏地区有两种说法,一是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王执政的吐蕃王朝时期。另一种说法是,在二十八代赞普拉脱脱日年赞在位时传入吐蕃的。藏史记载,自天空降落《宝箧经》、《百拜忏悔经》、《六字大明咒》以及金塔等等,对此,拉脱脱日年赞王等既感到惊奇和神秘,但不知是何物,于是给它们取名为“年波桑哇”,即玄秘神物,只作为秘密而重要的东西供奉着,未发生任何影响。从7世纪开始,佛教正式传入,唐贞观年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尺尊、文成二王妃把大量的佛经、佛像、法器等从尼泊尔、汉地带到了吐蕃。在两位公主的倡导下,有一些印度、尼泊尔、汉地的僧人进入西藏传法,这些都为佛教在西藏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松赞干布的大力扶持下,尼泊尔尺尊公主修建了大昭寺,汉地文成公主建筑了热摩伽寺(小昭寺),松赞干布建了迦刹寺等共十二寺于拉萨四周各地。赤松德赞幼年时,吐蕃社会处在苯教盛行、贵族当政、佛教被禁的状态。赤松德赞执政后,读到先前诸文书,便知道前代诸王笃信佛教,并认识到了弘扬佛法的重要性。公元761年,赤松德赞秘密和群臣计议并采取了一系列灭苯兴佛措施,佛教便在政治上获得了胜利。由于西藏传统思想文化苯教与外来思想文化佛教的矛盾和冲突以及赞普的大力支持和弘扬佛法等一系列兴佛措施推进了佛教思想文化的发展,并在创立了独特的藏语系佛教。到了热巴巾王时期是佛教的高度发展时期,他为了翻译佛教经典的需要,统一了文字,统一了译名,统一了译例,编成了目录。还有对一些寺院赐给了土地、牧场、牲畜等,从此,藏传佛教便逐渐具有独立的寺院经济,这就为以后藏传佛教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朗达玛灭佛后,西藏长期处于内乱分裂状态。公元10世纪后,原割据一方的吐蕃权臣,成了各地的封建势力,他们积极开展兴佛活动,佛教得以在西藏复兴。西藏长期分散割据的形势,促进了地区间的竞争和多方面开发,形成了许多各自为政的政治文化中心。当时传入西藏地区的佛教,显密均有,流派很多,他们各有传承,自立门户,逐渐形成自己特有的教理和修持方法,这也是促进西藏佛教宗派观念强烈的重要原因。著名的阿底峡大师(公元982—l054)等佛学大师也是此时被迎请到西藏,为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巨大的动力。公元1270年,萨迦法王八思巴被元朝忽必烈尊之为“帝师”,统辖西藏政教,开始了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八思巴在元朝的支持下,统一全藏,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这时,佛教东山再起,蓬勃发展,寺庙恢复,僧人猛增,香火兴旺。藏史学家把这个时期称作佛教的“后弘期”。在“后弘期”,藏传佛教无论在传教的范围上,还是在信教群众对佛教的信仰程度上,皆远远超过“前弘期”。后弘期的藏传佛教,在兴佛规模上是空前的,并经历了一段比较漫长的时期。

　　参考文献:

　　[1]王忠.松赞干布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2]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藏文版).

　　[3]孙尔康.拉卜楞寺政教合一制的发展[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79,(1).

　　[4]王继光.卓尼丹珠尔目录[J].甘肃民族研究,1991,(1).

　　[5]郭若扎西.郭扎佛教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藏文版).

　　出自: 《学理论·下》 2010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