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提升中国佛教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新世纪的挑战和应对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姚南强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马新满
主题词：中国佛教 感召力 凝聚力
内容摘要：本文探讨新世纪中国佛教所面临的挑战，并对如何应对作了一个初步分析。这主要包括关怀社会、关怀人生，凸现大乘理念；适应社会，和而不同，保持宗教的神圣性；应机说法，加强弘道的感染力，加强对居士团体和家庭宗教生活的指导和凝聚力；深入日常生活，拓展佛教的社会功能；加强对社会下层和弱势群体的关怀；加强佛团和寺院内部的民主管理和僧伽教育；强化道风建设，提升僧众人格等七个方面。
当今世界是一个社会急剧转型，矛盾冲突纷纭的动荡不安的年代。众生求安，首先要心安，佛教慈悲，应机化导，必将为中国和世界的和谐建无量功德。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题中的“中国佛教”主要指中国内地的汉传佛教，就“力”本身而言，一般只讲加强或减弱之类，这里的所谓“提升”是指把佛教对众生的感召力、凝聚力要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近现代的中国佛教，自太虚大师提出了人生佛教，印顺法师和赵朴初居士进而形成了人间佛教的思想，这是一次伟大的宗教改革，使佛教与时俱进，从内容和形式上已能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故而法脉兴旺，蒸蒸日上。就内地而言，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佛教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新世纪新形势又对佛教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佛教需要不断开拓创新。
新世纪对佛教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就世界范围而言，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社会心理出现了一种“复魅”的非理性思潮，而亚非发展中国家则是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中国和日本也频现宗教“热”。顺应时代潮流，各大传统宗教都在自我革新，而各种新宗教也风起云涌，据统计已多达2万多个。其中也滋生出种种邪教和宗教极端势力，对社会、对传统宗教都形成了挑战，佛教也正处于这样一种时代变迁的非常时期中，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也蕴育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二、就中国内地而言，随着社会的开放和价值观的多元化，信仰佛教成为相当一部分群众的选择，信众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寺院场所不断增多。佛教对社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而反过来社会对佛教的要求也更高。
三、佛教信众的构成有向社会中、上层扩展的趋向，信众的受教育、文化程度总体上有所提高，在初步达到物质上的小康之后，信众对精神上的需求更为迫切，要求更高。因此对佛教信仰的需求不但在量上增长，在质上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过去单纯的烧香祈福、追亡度荐发展为修持、养性等多元化的需求。
四、佛教又面临其他宗教的竞争，这既包括外部的宗教渗透势力，也有本土的草根民间信仰的非正常宗教活动，还有其他的国内宗教组织，大家都在争夺信众和各种社会资源，这种竞争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改革开放以来，自然形成的佛教在中国五大宗教中的“第一提琴手”的地位正在受到挑战。
总之，这是一个挑战和机会并存的时期，中国佛教既要有弘教发展的信心，也要正视前进中的不足，居安思危，要有一点前瞻的目光和紧迫感、危机感。我们觉得特别在以下几个方面要有所创新和突破：
一、关怀社会、关怀人生，凸现大乘理念
近年来国内佛教特别是汉传佛教界有一种新的趋向，开始更多的关注于个人的修炼，这可能是为了对治过分世俗化的偏向，也是僧侣提高自身修养的需要，由此，一些僧众转向于南传、藏传佛教，这本身也无可厚非。但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时应注意防止另一错误倾向的抬头，佛教的根本宗旨应该是普度众生，而不是关起门来只求个人解脱，我们必须坚持大乘菩萨道的根本宗旨，坚持关怀社会，关爱众生，要具有一种普世利人的精神，在利他中自利，非如此则不能与倡导爱心的其他世界性宗教相抗衡，就有可能被边缘化。
二、适应社会，和而不同，保持宗教的神圣性
宗教不要过多的涉政，不能要求宗教趋亦附的不断作政治表态，当然宗教在教言教，也不要对政务说三道四，这些都不利于宗教塑造一个良好的对外形象，也不能得到教内信众的认同。我们讲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指协调、和谐的互动关系，不是求绝对的同一和保持一致，应该是和而不同，保持宗教的自身特性，对社会作出宗教的特殊贡献。宗教所不可取代的特殊作用正在于净心、安心、平心，由治心而辅助治世，中国传统的佛教正是在教化人心达到辅佐王化，这才是社会最需要的，今天仍然如此。佛教的领袖是宗教领袖，是化俗出世的精神领袖，不要把自己下降为政治和尚。江泽民同志曾强调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宗教界人土和信教群众要遵守国家的法津、法规和方针政策；二是宗教活动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宗教界人士要努力挖掘和发挥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多作贡献。”1这才是宗教与社会相适应的本义。
三、应机说法，加强弘道的感染力，加强对居士团体和家庭宗教生活的指导和凝聚力
佛教有应机说法，随缘度化的好传统，在新形势应进一步弘扬，但同时也应吸取其他宗教的好做法，采用一些更灵活、生动的弘教方式。如基督教团契的聚会，除了一般的祷告、唱詩、查经之外尚有证道、见证、交通的形式，他们的长处在于，一是形式比较宽松，多采用一种“派对”的方式，寓教于乐。二是参与性强，每个信众都要现身说法，谈亲身体验，互相感染。三是在证道中不局限于牧师讲经，而是注重发挥“长老”的作用，如由科学家、大学教授等知识精英来讲教义，更有知识性、趣味性和说服力。四是十分重视团契内部的情感交流，强调多作奉献，兄弟姐妹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由此形成了很强的内聚力。可以说，以上各点，我们的佛教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如香头组织信众集体旅游进香，一些烧香点成为信众休闲场点等，只是在普遍性和强度上尚有差距。
另外，一些外教弘道热情高涨，见缝插针，深入家庭，到处传福音、“结果子”，而有的佛教徒却片面强调“随缘”，只是消极地等客上门，弘法的主动性、积极性不高，佛教应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加强基层居士团体的建设，加强对信众家庭宗教生活的指导。
四、深入日常生活，拓展佛教的社会功能
基督教中生有洗礼，死有葬礼，赞美詩中有为国求福、收成感恩、婚姻喜庆、生日寿庆、送别亲友、新屋落成、新年新春等不同内容，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多方面。
如中国的道教的主要传统法事有：
建房：归龙神。归龙收告，去邪镇宅。
生育：授篆，童子篆，这是正一派的仪规，意在保佑健康。
禳星：正月里做，融犯土煞、解厄。
公醮：求雨祗情、求太平。
预告：婚姻，防止触犯花煞。
度亡、延生，这二项现在最多，此外送灶神、迎财神，祭龙王，祭淸明、冬至等等都已演变为民俗。
一个宗教只有深人到群众日常生活的内部，入血入肉，才能根深叶茂。中国佛教也有这方面的好传统，如留传至今的元宵节、腊八粥等都已深化为民俗，禅宗也提出过生活禅的思想。但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中国佛教在生活化方面尚有不足，人们看到最多的是度亡追荐的经忏法会，当然也有观世音送子，阿弥陀佛接引归西，信众也求平安、求升学、求消灾、求发财，但佛教基本上不管婚姻，不管建房风水，不管年成丰裕，实际上也不提倡升官发财，所以就其应用面上似乎仍可进一步拓宽。
五、加强对社会下层和弱势群体的关怀
从心理上看，病、贫、争，历来人们向往宗教的一个重要契机，从佛教来说也就是要救众生于苦难之中。由此，面向社会弱势群体，关怀社会下层是佛教的题中应有之义。佛教历来也有济贫惜老的传统，至今在中国的农村中，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老年妇女群体仍是佛教的忠实信众。但无可违言的是，在近几十年的商品经济浪潮中，拜金主义也影响到了宗教界，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目光只注重老板大款，这种不良风气也侵蚀到宗教界，正如教内有人抨击为“贵族化”、“冷漠化”、“上层化”。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弊病是寺庙景点化，高额的门票和香资使贫苦信众却步，建议凡兼为旅游景点的寺庙能否专设免费的信众入口，如天主教上海佘山堂的做法。
笔者曾接触过上海一些大庙的居士学佛班，发现其成员大都是属于白领，相比于某区的一个基督教聚会点，却有一半的信众是外来打工者，二者信众的社会阶层反差很大，这应该引起佛教界、特别是都市寺庙的注意。在当代中国的转型社会中，近80％的人口仍属于社会下层，这是宗教的最深厚的信众基础，脱离了这一基础，任何宗教都不可避免地走问衰落。
六、加强佛团和寺院内部的民主管理和僧伽教育
韦伯曾引用约翰•卫斯理的话说：“随着财富的增加，骄傲、愤怒以及各种世俗之爱也将增加……纵然宗教的形式犹在，但其精神正压迅速消逝。” 2我们国内的一些佛教团体也是如此，现在，人们虽然仍在忙忙碌碌，但那只是在追求现世的物质利益，而不是想着如何为佛增加荣耀了。尽管现在的寺院名义上有管委会，但家长制的旧习仍十分浓厚，方丈权力过大，一言堂，而下对上的阿谀奉承、歌功颂德，令俗界都感到肉麻。一些寺院仍是师徒相传，具有子孙庙的遗迹，寺院财务管理不透明、不公开，收支混乱，人事管理任人为亲，同乡、同门观念很重。建议中国佛教界结合新的形势，重新修订淸规，加强教内的自我约朿和民主监督。在僧伽教育方面，办得好的佛学院尚不多，相当多的地区佛教教育不受重视，校舍设置简陋，资金困难，教学方式落后，课程重复混乱，教材缺乏，师资薄弱，教学管理松懈，生源不足，学生厌学，特别缺乏高层次人材的培养。教育落后，必然制约发展，于国如比，于宗教亦如此。
七、强化道风建设，提升僧众人格
太虚大师曾讲过“仰止在佛陀，完成在人格”，人们信仰一个宗教，往往是从接触这个宗教的信徒或教职人员开始的，教职人员的人格形象往往就成了这一宗教的形象。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个初次参加某宗教聚会的外来者，在基督教称之为“望教者”，他对于所进行的仪式和宣讲的教义可能都不甚了了，但他喜欢这种气氛，喜欢这里的人，感到一见如故，真诚友爱，那么他就可能再次来参加，逐步变为“慕道者”，直至成为信徒。另外，有的庙内或寺庙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势成风，也有的是庙大欺客，声色骄慢，这些都严重损害了佛教的形象，已很难体现佛门的高洁淸净。因此加强佛教内部的道风建设，提升僧众的人格修养，已成当前中国佛教的紧迫要务。
参考文献：
戴康生《宗教社会学》，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戴康生《当代新兴宗教》，东方出版社1999年。
左鹏《情感归属与信仰选择》，刊于《当代宗教研究》200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