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章句与佛经科判及汉魏六朝文学理论
孙尚勇
摘要：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和宗教学与文艺学理论，探讨经学章句与佛经科判及汉魏六朝文学理论的关系，得出结论：章句直接影响了汉魏六朝的文学理论，并且在解经体制上启发了科判，而成熟的科判则反过来在义解和术语两方面影响了六朝隋唐的经学义疏，章句和科判之间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经学章句；佛经科判；汉魏六朝文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09)04-0019-05
章句之学是中国传统经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古代经学入门的必由之路，它代表了古代中国文化最普及的形式，但自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宣布废止读经之后，一般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对章句之学陌生起来。其实，章句之学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尽管由于隔膜，我们对它的来龙去脉不甚明了，甚至多少有些漠然。比如我们自己学习或向他人讲授一篇文学作品，最初总是会采用分段分析的方法。这个方法从何而来?我认为是从传统经学的章句之学中来。但张伯伟《佛经科判与初唐文学理论》却说：“一篇文章或一首长诗的写成，往往需要分成若干段落或层次，此在今日几乎成为文学常识。但从历史上来看，其在文学理论上的反映，最早出现在初唐。而这一理论之能够形成，则来自于佛经科判的启示。”[1][2]事实是否如此?本文拟从章句之学的性质、章句之学与佛经科判的关系、章句之学对汉魏六朝文学理论的影响等三个方面提出浅见，以求教于学界。
一、传统经学的章句之学
关于章旬的基本体例，王逸《天问章句叙》云：“章决句断”[3]Onx9)，《后汉书·桓谭传》李贤注云：“离章辨句，委曲枝派”，四库馆臣云：“笺释文句”[4]。综合这些说法可知，章句之学着重于分析某一文本的篇章结构和造句遣词，其中尤以分析篇章结构为基本特点；在此基础之上，再逐次笺解字词，阐释句段的大意。
章句之源，黄侃(1886～1935)以为起于周代官学教育。其说云：“《学记》曰：‘古之教者，一年视离经辨志。’郑日：‘离经，断句绝也。’详《记》文所述学制，郑皆以《周礼》说之，是则‘古之教者’谓周代也。其时考校已以离析经理、断绝章句为最初要务尔。则章句之学，其来久矣。”[5]但《周礼》所记是否确属西周制度，近代以来颇多争议。考《左传》所记“赋诗断章”之事颇多，较早有周襄王欲以狄伐郑，富辰谏引《小雅常棣》云：“其四章日：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6]，事在公元前636年(僖公二十四年)。故就分章言，章句大约起源于《诗》之歌唱，其出现时间或者应早于周代官学教育。《毛诗》的章句当有较早的渊源，故《后汉书·徐防传》载徐防云：“《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7]可见，章句之学较早在对儒家经典的整理和注释中得到广泛自觉的应用。据《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小学类序[8]，至秦汉，小学类着作也有分章的。
今知最早作为一种注释体类出现的章句着作是后来被称为《小章句》的汉景帝时丁宽所着《易说》，其后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三家的《周易章句》，欧阳氏和大、小夏侯三家的《尚书章句》；稍后有张禹的《论语章句》。有趣的是，较早批评章句之学的却正是长于此道的夏侯胜。据《汉书·夏侯胜传》，大夏侯谓小夏侯“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小夏侯则反击大夏侯“为学疏略，难以应敌”[8]。由此来看，章句之学流于琐碎说解可能肇始于夏侯建。正因为此，章句之学后来往往受到鄙视，故《文心雕龙·论说》有“通人恶烦，羞学章句”[9]之说。公元前51年(汉宣帝甘露三年)的石渠会议和章帝建初四年的白虎观会议，可能都与“五经章句烦多”[7]有关。《后汉书·章帝纪》载：建初八年，章帝诏曰：“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7]这明显流露了将章句之学排除出正统意识形态的意味。《后汉书·郑玄传论》云：“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察，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7]这说明，尽管遭到了通儒的鄙弃和官方政令的直接批驳，但东汉中前期经学的章句之学仍然极为发达。
东汉中前期章句之学发达的原因，首先在于章句是学习经典的第一步。黄侃云：“凡为文辞，未有不辨章句而能工者也，凡览篇籍，未有不通章句而能识其义者也。故一切文辞学术，皆以章句为始基。”[5]此论于古有征。如《后汉书·傅毅传》云：“永平中，(毅)于平陵习章句。”[7]其次在于东汉以是否通章句作为选才的依据。如132年(顺帝阳嘉元年)十一月辛卯，“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7]。
章句之学在东汉后期出现了一度的低潮，这被认为是儒学不振的一个重要表征。《后汉书·儒林传序》云：“146年(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日：‘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7]这说明，一意专心章句，将滋生家异其说、不晓大体之弊；完全摒弃章句，则会导致浮辞无根、经义不明之弊。两汉章句之学正是在这种矛盾之中不断发展的。
现存较早且具有代表性的经学章句着作为赵岐《孟子章句》。张伯伟《佛经科判与初唐文学理论》说：“汉儒的章句之学自然也要分章断句，如赵岐《孟子注》，其《题辞》云：‘具载本文，章别其旨，分为上下，凡十四卷。’所谓‘章别其旨’，一方面分章段，一方面作‘章旨’。但这种分段极为简略，与佛经义疏科判之繁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儒家的义疏之学，从其形成来看，显然还是与佛教有关。”[1]但张伯伟对赵岐《孟子章句》的认识显然是错误的。从而也导致了《佛经科判与初唐文学理论》全文对传统经学章句之学真相的疏隔。
赵岐《孟子题辞》云：“着书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儒家惟有《孟子》，闳达微妙，组奥难见，宜在条理之科。于是乃述己所闻，证以经传，为之章句，具载本文，章别其旨，分为上下，凡十四卷。”[10]据十三经注疏本《孟子注疏》各卷题注、正文并校勘记，《梁惠王章句》二十三章，《公孙丑章句》二十三章，《滕文公章句》十五章，《离娄章句》六十一章，《万章章句》十八章，《告子章句》三十六章，《尽心章句》八十五章，凡二百六十一章，与《题辞》合。
赵岐章指，《十三经注疏》本《孟子注疏》窃入《疏》中。校勘记云：“今据廖本载全于每章后，各本异同即注于下，以补注疏本之阙。”[10]《十三经注疏》本各卷题目下亦标章数，但数字有误。杨伯峻《孟子译注》于十四卷各卷题目之下明标赵岐所分章数[11]。夏传才《十三经概论》亦云：“赵岐把 《孟子》七篇各分上下篇，凡十四卷、二百六十一章，依章节句读串释其义，书前总序称为《孟子题辞》。是一篇有价值的学术研究论文；每章章末用韵语概括义理，称为‘章指’。”[12]
据赵岐对《孟子》一书的字数统计，其各章平均约一百三十三字。张伯伟《佛经科判与初唐文学理论》一文疏于检核，乃至于认定赵岐《孟子注》“与佛经义疏科判之繁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儒家的义疏之学，从其形成来看，显然还是与佛教有关”。这一判断显然与事实相去悬隔。考之实际，六朝儒家义疏之学应是传统章句之学的新发展。故黄侃说：“降至后世，义疏之作，布在人间，考证之篇，充盈箧笥，又孰非章句之幻形哉?”[5]
二、佛学传统中的科判之学及其渊源
关于佛经科判之学，梁启超《翻译佛典与文学》云：“稍治佛典者，当知科判之学，为唐宋后佛学家所极重视。其着名之诸大经论，恒经数家或十数家之科判，分章分节分段，备极精密(原注：道安言诸经皆分三部分：一序分，二正宗分，三流通分。此为言科判者之始，以后日趋细密)。推原斯学何以发达，良由诸经论本身，本为科学组织的着述。我国学者，亦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之，故条例愈剖而愈精。此种着述法，其影响于学界之他方面者亦不少。夫隋唐义疏之学，在经学界中有特别价值，此人所共知矣。而此种学问，实与佛典疏钞之学同时发生。吾固不敢径指此为翻译文学之产物，然最少必有彼此相互之影响，则可断言也。而此为着述进化一显着之阶段，则又可断言也。”[13]上引梁说亦见引张伯伟《佛经科判与初唐文学理论》一文，归纳起来，这段话表达了如下见解：一、六朝佛经科判始于释道安(312～385)区判经典为序分、正宗、流通的三分；二、科判之发达源于佛经本身“本为科学组织的着述”；三、佛经科判之学与隋唐经学的义疏之学同时发生，存在相互影响，其隐约认为隋唐义疏受到六朝佛经科判的影响。
以上梁氏的三点结论，第一点，大略符合历史实际，然义有未尽(说详下文)。《出三藏记集》卷一五《道安法师传》云：“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安穷览经典，钩深敢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义，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叙，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14]唐良贲(717～777)认为佛经科判之学于印度无更早渊源，其《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卷一上云：“昔有晋朝道安法师科判诸经，以为三分：序分、正宗、流通分。故至今巨唐慈恩三藏译《佛地论》，亲光菩萨《释佛地经》，科判彼经以为三分。然则东夏西天处虽悬旷，圣心潜契，妙旨冥符。”[15]亲光为摩揭陀国那烂陀寺大乘佛教瑜伽行派论师，时当六世纪中叶，晚于道安约二百年。然灌顶记、智者说《仁王护国般若经疏》卷一云：“夫震旦讲说不同，或有分文，或不分者，只如《大论》，释《大品》不分科段。天亲《涅粲》，即有分文，道安别置序、正、流通，刘虬但随文解释。此亦人情兰菊，好乐不同，意在达玄，非存涉事。”[15]天亲，或译世亲，为大乘瑜伽行派的理论创始者之一，年代约在400年—430年，比道安稍晚。这说明，道安的科判并无印度渊源，稍后印度的佛经科判也许受到道安的影响。但道安科判三分的提出，不太可能真如良贲所说那样“妙旨冥符”。第二点，梁氏认为佛经科判之学发达的原因在于佛经都是“科学组织的着述”，此点颇耐人寻味。难道我国古代的经典都算不得“科学组织的着述”吗?何以佛经皆能绳以序分、正说分、流通分呢?我想这可能跟佛教经典的形成机制密切相关。所谓的“科学组织”，或正体现在佛教与艺术的诸多关联性当中”[16][17][18]。第三点，《佛经科判与初唐文学理论》一文有进一步的论证。
尽管如《佛经科判与初唐文学理论》一文所指出的那样，六朝至唐宋儒家经解之作，多见区别章段的义疏之体；初唐时期的文学理论着作中也多有以章句之学来释读文学作品的例证。但是，我认为，这些做法虽然有可能是舍远求近，然充其量不过是借用了流行的佛家科判之学的名词，这些做法是否一定惟一地接受了佛经科判的影响呢?恐怕不一定。六朝经学义疏不过是在术语使用和义理阐释两方面分别接受了佛经科判术语和佛教义学的影响，其分段疏解的形式仍然应该说是远承了两汉经学和文学章句之学的传统。术语使用和义理阐释的相通。是否能够作为证据证明由道安首倡的佛经科判之学对隋唐经学义疏解经体制的确存在影响呢?恐怕也不能?义解的相通不能证明体制的相通，同样，体制的相通也不能证明义解的相通。因为，义解(疏经的内容)与体制(疏经的形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六朝经学义疏在体制和义解上应有不同的来源。
一个明确的事实是，道安首创的佛经科判之学，简言之就是分别章段，以利于宣讲。这与此前两汉经学中的章句之学是相通的。隋唐佛教学者尝以经学章句之体譬况他们的经疏科判之作。吉藏《金刚般若疏》卷一云：“流通实是大章，还依小段之例，亦所不可。其间碎分章句，爰至异言语目，于经论并秽。”[15]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序》云：“今为解释，冀遐方终古，得若面会。然繁则倦于章句，简则昧其源流。顾此才难，有惭折中，意夫后学，其辞不枝矣。”[19]这表明在古代佛徒眼中，科判之学与经学章句的体例相同。
既然我们无法从文献上为道安科判找到异域的渊源，那么，是否可以作一大胆的设想，道安的科判是接受了两汉经学传统中的章句之学的启示呢?这一设想应该有其成立的可能。
关于道安本人的传统文化修养，典籍阙载。道安虽然反对“格义”，但其“本无”思想受到魏晋玄学贵无论的重要影响[20]，可证他对本土思想文化是有深切了解的。这可从侧面说明其科判之学曾接受本土文化的影响。此外，—个有趣的现象是佛经科判自道安以后，到刘宋时期始流行开来，至梁陈表现出了与两汉章句之学末流一样的琐碎之弊。唐湛然《法华文句记》卷一上引唐东阳永安寺旷法师《法华疏》云：“自梁陈已来，解释《法华》，惟以光宅独擅其美，后诸学者，一概雷同。云师虽往，文藉仍存，吾钻仰积年，惟见文句纷繁，章段重迭，寻其文义，未详旨趣。”[21]佛经科判与经学章句相近的发展历程，无疑从内在理路上证明了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渊源关系。
道安科判与经学章句的渊源关系，于中古佛教文献中亦可考见。道安之前，东汉灵帝光和年间，临淮人严佛调曾撰《沙门十慧经章句》。严佛调《沙弥十慧章句序》末云：“创奥博尚之贤，不足留意；未升堂室者，可以启蒙焉。”[14]这一撰着出发点与前论经学章句为问学的第一步相吻合。《十慧章句》今不传，不得知其着述之详尽体例，然由严佛调之注释《十慧》采用汉代流行的章句为名，以及其《序》所云“启蒙”之说，可以相信其体例必与经学章 句相近。据支敏度《合首楞严经记》和《合维摩诘经序》，大约晋成帝之世，敏度分别合抄诸译本《首楞严经》、《维摩诘经》，于二本分别作了“分部章句”和“分章断句”的工作[14]。这是载籍所记外国僧人以经学章句体例整理佛学经典的着作，时间稍前于道安。
严佛调和支敏度的上述工作理应对道安佛经科判有所启发。道安《十法句义经序》云：“昔严调撰《十慧章句》。”[14]由此可知，道安亲见严佛调之书，他的科判三分之说至少接受了严佛调的直接影响。换言之，道安不过是将之前佛学章句着作的实践整合为“三分”的固定程式而已。
三、章句之学与汉魏六朝文学理论
东汉经学章句的繁荣，逐渐影响到文学作品的注释体例，王逸《楚辞章句》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的。《楚辞章句》“章决句断”，这是体制上与经学章句之学的相通。《离骚经章句叙》论《离骚》云：“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风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鹭’，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3]此以《离骚》比附儒家经典，用来反驳班固对它的批评，这是《楚辞章句》义解上与经学章句的相通，显然代表了经学章句对汉代文学理论的深刻影响。
王逸之前，经学章句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亦可考见。王逸《离骚经章句叙》云：“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孝章帝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3]《隋书·经籍志四》集部楚辞类序云：“汉武帝命淮南王为之《章句》，旦受诏，食时而奏之，其书今亡。”与以上记载略异，《汉书·淮南王传》称刘安所作为《离骚传》。《四库全书总目》论赵岐《孟子章句》说：“汉儒注经，多明训诂名物。惟此注笺释文句，乃似后世之口义，与古学稍殊。然孔安国、马融、郑玄之注论语，今载于何晏《集解》者，体亦如是。”[4]案王逸年代略早于赵岐，《楚辞章句》就表现出极其明显的“笺释文句”的特点，故不得云章句之学“笺释文句”始于赵岐。《总目》所论小误。但由这条评论可以推测，刘安《离骚传》的体例同于经学章句之学。因此，经学章句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似可上推至东汉章帝甚或西汉武帝时代。
由于玄学的流行，传统章句之学在六朝时期表现出衰颓之势，但却出现了刘勰《文心雕龙章旬》，与此前着重分析已有经典之结构的章句之学不同，它专门讨论写作过程中的结构章节和如何遣词造句等问题。王充《论衡·正说》云：“夫经之有篇也，犹有章句也。有章句，犹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谓篇有所法，是谓章句复有所法也。”[22]王充之论从经学角度出发，故知《文心雕龙》专立《章句》一篇，当受经学章句的启发。这代表了经学章句之学对汉魏六朝文学理论的积极影响。
四、结论
总结上文，章句之学的起源可上溯至周代，作为汉代经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曾积极地影响了汉魏六朝的文学理论，并且它有可能影响了道安佛经科判之学的提出。经学章句与佛经科判的关系，可以简略概括如下：章句首先在解经体制上启发了科判，而成熟的科判则反过来在义解和术语两方面影响了六朝隋唐的经学义疏，它们之间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
陈寅恪《论韩愈》云：“南北朝后期及隋唐之僧徒亦渐染儒生之习，诠释内典，袭用儒家正义义疏之体裁，与天竺诂解佛经之方法殊异。如禅学及禅宗最有关之三论宗大师吉藏、天台宗大师智顗等之着述，与贾公彦、孔颖达诸儒之书，其体例适相冥会。新禅宗特提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23]此段话重在表彰唐代新禅宗对佛教发展的重大意义，同时也道出了六朝隋唐佛家注疏接受中国传统章句之学影响的事实。故本文对经学章句与佛经科判的简要探讨，隐涵了这样一个思考：佛教对六朝以降中国文化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但当其进入中国之初期，它在许多方面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曾经部分规定了它在中国发展的特点和走向。隋唐以后，佛教逐渐成为中国文化滋养之下的一个具有部分外域血缘的生命体。这是探讨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时所必须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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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