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佛教史观的佛学研究

 

刘嘉诚

 

研究一门学问，大抵都须具备该门学问的历史观，尤其是佛教，起源于印度，发扬于汉、藏、泰、缅、斯里兰卡等亚洲地区，历时逾二十五个世纪，从事佛学研究更需要在时空推移的历史脉络中，掌握佛教思想文化的流动变迁，才能以宏观照顾微观，以整体条贯支末，而免落入以管窥天或倒末为本之弊，自囿于宗派或地域之见犹不自知。

 

本文所谓佛教史观的佛学研究，包含如下几个观点：

 

(一) 了解印度语言及其思维模式：梵语属印欧语系，其与汉语系之间存在着语言之不可共量性，若纯粹依赖汉译佛典，有时无法精确掌握佛教的语义概念，尤其在印度佛教思想中，语词的语义解释往往与思想的确认及展开有关连，因此认识梵语，包含认识其文字字义、语音、词构及文法，是精确掌握佛教语义及思想的基础工具。其次，语词的语义又常与思维模式有关，印度早期文明来自于亚利安人(Aryan)，如同梵语之隶属印欧语系一般，亚利安人的思维模式亦属于印欧人重思辨、重逻辑推论之学风，我们若翻开印度佛教思想史，几乎就是一部思辨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史，尤其是大乘佛教之中观、唯识论典，若不熟悉佛教逻辑，则根本无法卒读其书，更别说要窥其堂奥。

 

(二) 了解印度佛教之流变概观：对于印度佛教之演进与分期，众说纷纭，就中笔者以为印顺导师《印度之佛教》一书中之说法颇值得参考，该书将印度佛教之演变取喻人生之从诞生、童年、少壮、渐衰而到老死概分为五期：第一期为佛住世时之「声闻为本之解脱同归」期，第二期为佛入灭至佛元四百年约当部派佛教之「倾向菩萨之声闻分流」期，第三期为佛元四世纪至七世纪约当初期大乘之「菩萨为本之大小兼畅」期，第四期为佛元七世纪至千年顷约当中期大乘之「倾向如来之菩萨分流」期，第五期为佛元千年以降约当后期大乘之「如来为本之天佛一如」期。笔者以为，上述之印度佛教流变概观，可以帮助我们对于各时期及各地区所流传的佛教，确切把握其在佛教思想史上的角色与定位。

 

(三) 了解佛教论书(师)时期之学派分立或学术氛围：在佛教发展史中，每一时期都存在着教内外各学派之分立，而佛教某一议题之论述常夹杂着论师当时学派之论争所在，乃至当时学术氛围所关注之焦点。因此，同一议题可能因不同时期之学派论争而有不同之意义内涵，例如同样是空有之争，佛世时所盛传的是婆罗门教的神我(atman)论，故空有之争是佛教的无我(anatman)论挑战婆罗门教的神我论；大乘初兴所面对的是深植于阿毗达磨论师的自性(svabhava)见，故空有之争是龙树的无自性(asvabhava)空挑战阿毗达磨的自性实有论；大乘中期，唯识兴而中观弱，中观学派的清辨及月称论师面对的是强势的瑜伽行派所主张的万法「唯识」(vijbapti-matra)，故空有之争是中观学派的诸法「唯名」(nama-matra)、「唯假」(prajbapti-matra)挑战瑜伽行派的万法「唯识」。

 

(四) 了解佛教与所传入国之文化适应及融摄：每一外来文化当与内地文化遭遇时，常会发生适应与融摄的问题。以印度本土而言，亚利安人的业与轮回观念，渗入有印度下层住民之善恶与转生信仰，即如佛教本身在印土之流传，亦不免为了适应外教之盛行而融入了某些外教思想。尤其佛教之传入汉土，由于中、印二地之语言、文化、学风与思维模式等之差异，其间的文化适应及融摄迹象更为明显，佛教因受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逐渐成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新佛教，因而在研究中国佛教祖师的著作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佛教传入汉土之文化适应及融摄问题。以上大致提出有关佛教史观的佛学研究之个人看法，或许一个全面性的佛教史观不只这些，它可能包括更多的佛教经典语言以及更多国家地区的佛教历史观，然而一个概括性的通则乃是在历史的脉络中培养一个更宏观与更客观的视野，让更少宗派性、地域性、民族性等因素影响您的佛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