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初传西域新论
刘元春
这里，取西域之狭义，特指今新疆。弄清佛教初传西域的时间问题，关系着中国佛教史。历来学界众说纷纭。但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遵循佛教由印度经西域传入内地的程序，若根据《魏略》、《大唐西域记》等汉文献，再对照藏文《于阗国授记》、《于阗教法史》等史料，佛教在公元前1世纪(约前82年)时传入于阗，以毗卢折那阿罗汉感化于阗王兴建赞摩帝寺为标志。汤用彤、吕澂、羽田亨、羽西了谛等中外学者所论也基本与此相符。近年，学者们又提出了新的观点，其中以陈世良、吴焯先生的引人注目。我们不妨列述如下，供大家研讨。
陈世良先生认为①，佛教传入龟兹(今库车)的时间应在公元前122年或稍前，即汉武帝之世。他首先以“澡罐”为线索。《梁书·刘之遴传》载，刘之遴所收聚的古器中有“外国澡罐一口，铭云元封二年龟兹国献”。汉武帝元封二年即公元前109年。他认为澡罐作为礼品送人，是当时西域佛教徒喜欢的一种礼节，这表明当时龟兹人已信仰了佛教。又据《出三藏记集》第十一《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载龟兹已“大法流此五百余年”，而《比丘尼戒本》是晋孝武帝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在长安译出，由此推出上述结论。另外，龟兹是佛教说一切有部盛行之地。如果我们从公元前3世纪印度阿育王时代，说一切有部退出上座部后来到罽宾后仍弘传佛法这一历史背景看，佛教在汉武帝时张骞凿通西域后而迅速传入龟兹等地，也是可能的。
陈世良先生的推论也接近有关文献的记载。假如“澡罐”确系当时佛教徒专用之“法物”，那么这一观点将对西域乃至整个中国佛教史产生重大影响。但这点论据尚难让人完全信服，还需要结合印度及西域自然、社会史实进行全面的探讨。再就是，佛教传入于阗、龟兹谁先谁后，如果按原来佛教由于阗向龟兹传播的路线，那于阗佛教初传的时间应在何时？这些都是需要搞清的。
吴焯先生的观点是②：(一)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为公元2世纪上半叶，这之前民间可能通过商贾带进一些佛教艺术品，葱岭以西的佛教徒亦可能零星地随商旅进入塔里木盆地，但未造成影响；(二)以于阗、鄯善为主要传播地的丝路南道以龟兹为主的丝路北道传入佛教要早；(三)内地佛教的传入较西域为早，是由印度直接传入的，但时隔不久，西域即成为印度向中国内地传入佛教的中转站，并发挥了极大作用；(四)佛教传入西域虽时间较晚，但后来居上，遂出现内地向西域取经及西域向内地传法的热潮。他主要用考古资料论证的，论据是：(1)在新疆于阗、鄯善等地发现的佉卢文字是与佛教传播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但在这些地方发现的“汉佉二株钱”及“佉卢文书”的年限大约在公元1-4世纪之间；(2)在于阗、鄯善等地发现的佛寺遗址及壁画、雕塑均不早于公元3世纪；(3)在疏勒(今喀什)、龟兹等地的石窟寺等佛教遗址一般属公元3-6世纪的；(4)《汉书》、《后汉书》未记载于阗等地佛教情况，说明西域在公元1世纪末到2世纪初并未流行佛教；(5)内地四川乐山、湖北莲溪等地古墓葬内的佛教遗物及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岩造像等，约在公元2、3世纪，都不晚于新疆地区的发现的佛教遗物。
应该说，吴焯先生的观点还是有“师承”的。梁启超先生曾在《佛教之初输入》中提出③，佛教初入中国内地“自当以汉末桓灵以后为断”，而且，“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黄文弼先生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序言中也说“新疆佛教当起于东汉末季”⑤。季羡林先生根据比“佛”字更早的“浮屠”是直接从印度方言译来而推论，佛教之初入中国“没有经过西域小国的媒介”，“可能是从海道来的，也可能是从陆路来的”，而西域诸地“最初还没有什么作用，只是佛教到中国来的过路而已”⑤。这些从考古学、语言角度分析得来的观点，也未必都无懈可击，但总能启发我的思路的展开吧。
最后，再转述一点或许不是题外的话。据报道，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阮荣春先生发现之中国佛教南传系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早在公元3世纪前后，佛教即由印度传入缅甸、云南，沿长江流域传入内地，并东传到日本。已发现的146处佛教造像，其风格近似于中南印度流行的“秣菟罗系统”的造像艺术特点。在日本境地内也发现了公元3世纪前后从吴地传入的佛饰镜。⑥。这一发现，与通常所说的“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了“并驾齐驱”之势。无疑，这将有助于佛教向中国传播的时间、途径等问题研究的深入。
注释：
(1)陈世良《关于佛教初传龟兹》、《西域研究》(新疆社会科学院)1991年第四期，页8081。
(2)吴焯《从考古遗存看佛教转入西域的时间》，《丝绸之路造型艺术》(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页290-308。
(3)梁启超《佛教之初输入》，《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6月版)页19-30。
(4)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5)季羡林《浮屠与佛》，《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页323-326。
(6)《报刊文摘》(上海1991年2月10日第三版，原载1991年11月28日《扬子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