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人间化及其哲学基础看和谐社会的构建
浙江绍兴文理学院 曾琦云
内容提要：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和谐社会构建有什么意义?任何宗教的终极目标是指向彼岸世界的建立，一切信徒信仰的动力在于追求在彼岸世界获得永生。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可能认为宗教是消极的，无助于和谐世界的构建。可是任何宗教要想进入彼岸世界，它必然建立指向彼岸世界的理论和方法。这些方法概括的来看，必然是生命未结束之前做好一个人，这样就把宗教从理想的天国拉回到现实世界来。于是所有宗教在面对现实世界的时候，它就出现一系列的宗教仪轨和清规戒律来改变人心，使宗教伦理化。很显然，佛教的伦理道德必然能够积极地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佛教伦理与和谐世界的建立是有紧密作用的。然而，我们在看到佛教伦理与和谐世界构建的紧密关系的同时，不能忽视佛教出世不离入世的宗教特征，不能忽视佛教哲学“中道”的巨大意义。从佛教人间化，佛教伦理才开始出现，“人间净土”和“人间佛教”的提出，使佛教伦理落到了实处。佛教“六和敬”的道德标准是对构建和谐世界理论的重要贡献，“新六和”又是佛教与时俱进的产物。佛教哲学的“中道”观和儒学的‘‘牛庸”有同样的作用，让人面对纷繁多变的世界知道如何立身处世，有了一个生活的准则和路标，掌握了中道，也就不再做错事，和谐世界也就来到了。
关键词：人间净土 人间佛教 六和 新六和 中道 中庸
古往今来，在许多思想家的论述中，都把和谐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追求模式。孔子以“大同世界”为和谐社会，老子以“小国寡民”为和谐社会，墨子以“爱无差等”为和谐社会，陶渊明以“世外桃源”为和谐社会，洪秀全以“太平天国”为和谐社会，康有为以《大同书》为和谐社会，孙中山以“天下为公”为和谐社会。
在西方也有和谐社会的理想，如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其名着“理想国”一书中设计了一幅正义之邦的形象，主张“公正即和谐”。16世纪以来，在西方文艺复兴、产业革命的影响下，西方的一些思想家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力求构建公平和法治的社会。例如卢梭就提出人生而平等，并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孟德斯鸠以“法的精神”为出发点，认为要采取以法治国的方针，保护公民权利不受侵犯。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这个社会不同于过去一切和谐社会的显着特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其实现的条件至少是两个，一个是物质财富极其丰富，一是人民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这种辩证的观点纠正只重视物质条件的机械唯物主义，同时也纠正了空谈精神力量的唯心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高明之处。在这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显然是人类和谐社会的顶峰。
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明确提出，200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两会着重讨论了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这一新的理论命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次创新，说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集体，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思想更加成熟，目标更加明确，步子更加扎实。
中国需要和谐社会，全球需要和谐世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因此中国领导人不仅在国内推行构建和谐社会，在世界上又推行构建和谐世界。200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在一个历史性的重要时刻，向全世界郑重提出了“共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同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法国发表了题为《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的演讲，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这说明建设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因此，认真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将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本文从佛教人间化及其哲学基础来看和谐社会的构建，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佛教是一种出世的哲学，一提到佛教，使人误解的东西很多，以为佛教是逃避现实的，实际完全不是这样，大乘佛教一直提倡建立人间净土，佛教不离开人间，创立人间佛教，这也就是说完全和谐的净土世界不离开现实的和谐世界而存在。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相互融合产生了中国式的佛教——禅宗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特点。禅宗的哲学实际上就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哲学。禅宗由菩提达摩传人中国，到六祖慧能形成五家七宗，蔚为大观。六祖慧能说，东方人求生西方，西方人求生哪里?否定了在现实世界之外另外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提出了只要心净，此处就是净土，不必另求一个净土。这种即身是佛，即身成佛，实际上就是不离开现实的“我”，去追求人生的解脱。禅宗这种即身是佛，即身成佛的宗旨，实际就是在净化自身，创造人间净土。人间净土的创立，也就是和谐社会的创立。从禅宗来看，儒佛是相通的。韩愈是非常排斥佛教的，他写了《原道》和《谏迎佛骨表》严厉地批判佛教，但是他后来被贬后，与大颠禅师交往，有后悔之意。这就说明了禅宗的思想与他的思想有相通之处。
禅宗追求的“禅定”为梵语，“禅”与“定”都是令心专注于某一对象，而达于不散乱的状态。“禅”为音译，“定”为其意译，梵汉并称作禅定。“禅定”不是佛门专有产品，不管哪宗哪派都可以修“禅定”。虽然一切宗派都有“禅定”，连魔鬼也有“定”，但是所修“禅定”的境界各有不同。佛教所修的“禅定”就是正定，魔鬼所修的“禅定”就是邪定。正邪之分，就在于是否“有我”，还是“无我”。“有我”所得来的“禅定”，必然危害无数众生，因为其“禅定”的目的是自私引起的。“无我”所得来的“禅定”，必然普度无数众生，因为其“禅定”是无私引起的。无私就产生菩提心，人人有了菩提心，人间净土就来到了，和谐社会也来到了。
要想获得无我的“禅定”境界，就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要观察当下一念是恶念，还是善念，恶念就是“有我”，善念就是“无我”。“有我”就是私心，就是恶；“无我”就是无私，就是善。儒家提出“慎独”的修心方法，这是获得无我的“禅定”境界一个最好方法。《中庸》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君子要经常检查自己的思想和细微的念头，即使在没有人的地方，也要使自己的行为谨慎不苟。有一个故事说，从前有个人，在旅途中又饥又渴，走到了一片桃李树下休息，桃李都已经成熟，鲜艳欲滴，这个人休息后，没有去摘桃李来解除饥渴，只是继续赶路。别人看见他这样，迷惑不解，问他为什么这样傻。他回答说：“桃李无心，我心有主。”主人不在，桃李是不会管自己的，但是我去偷吃，我的善心则不存在了。古人说：“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所以只要管住了自己的心，一切犯罪行为都可以控制在萌芽状态之中。社会没有犯罪的意念，当然也没有犯罪的行为。没有一切犯罪现象的世界当然也就是和谐社会了。
佛教传到中国内地，主要是后期的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思想没有脱离人本主义，它的理想是自度度人，自觉觉人。用现在的话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所以提出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华严经》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种众生平等的思想可以促进真正和谐社会的到来。
近代以来，大乘佛教更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发展。一代佛教改革家太虚大师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思想，使佛教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他说：“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间；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当代中国佛教继承了这种“人间佛教”的思想，使佛教更加贴近现实。作为中国信众最多的净土宗根据“人间佛教”的思想，也提出了“人间净土”的思想，即西方极乐世界不离开现实世界。河北柏林禅寺举办的“大学生夏令营”，提出“奉献人生、觉悟人生”的生活禅，即是很好的人间佛教的做法。台湾印顺法师为发展“人间佛教”，也做出了许多可贵的努力。从人间净土到人间佛教，都是佛教贴近现实生活的表现，它再不是晨钟暮鼓的念经，也不仅仅存在深山古刹。人间净土和人间佛教的提倡，必能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当西方净土落实到了人间净土，必然出现使佛教伦理化。在“人间净土”的实践中，就出现了一系列道德标准来约束信仰者。按照《观经》说修净业的人必须做到三条：“一者，慈心不杀，具足戒行；二者读诵大乘方等经典；三者，修行六念，回向发愿。”这三个方面都是劝诫净宗行者首先要做好一个人。净宗行者不能离开时代和国情，从地球上跳出去修行。也就是太虚大师所说“人成即佛成”，或惠能大师所说“不离世间觉”。所以，有识之士提出“人间佛教”的口号是很与“人间净土”的宗旨默契的。“人间佛教”即是强调修行不能离开时代和国情。
今天，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佛教修学净土的人，必然明白佛教“报四恩”的道理。佛教早晚功课念“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四恩”中即有“国土恩”，即是指爱国主义精神。江泽民主席为佛教界题词“爱国爱教，团结进步。”说出了佛教的根本宗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宗教政策的全面落实，佛教与社会主义不是冲突，更多的是互相协调，共同发展。在当前出现金钱至上，人心下堕的形势下，佛教伦理道德更有助于和谐社会建设。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就明确地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思想，他说：“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会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人间佛教”和“人间净土”体现了大乘菩萨精神，有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它的积极人世的精神必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历史上刘宋文帝曾经对何尚之说：“范泰、谢灵运，尝言六经本在济俗，着求性理真要，则必以佛理为指南，使率土皆感佛化，朕则坐致太平矣!”尚之说：“夫百家之乡，一人持五戒，则一人行善，十人持五戒，则十人行善。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万刑息于国，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是也!”
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曾经出现了无数先进人物，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也正代表了“人间净土”的精神。因为真正的菩萨行者必须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必须完全忘我地为众生奉献自己的一切。即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他必须完全彻底地克己奉公，以小我人大我，最后达到无我之境。他学佛绝对不是请佛菩萨保佑自己升官发财，或者企求下世的富贵。因为，他们克己奉公、无私奉献，既不企求升官发财，也不企求下世大富大贵。他们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以至于生命，却并不是求什么回报。在这一点，他们的精神与人间佛教的精神也是殊途同归的。
为了响应中央倡导建设和谐社会的号召，由中国佛教界倡议，获41个国家和地区佛教人士支援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于4月13日到16日在中国浙江省杭州市和舟山市举行。本次大会的主题定为“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将着重讨论佛教的合作、社会责任及其和平使命。
在此佛教盛会召开之前，《嘹望新闻周刊》就构建和谐社会、共建和谐世界与发挥佛教的积极作用等问题，专访了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叶小文先生。他指出，当今世界快速不平衡的发展，引起普遍的“双重紧张”与“双重焦虑”。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从个人内心开始，弃恶扬善，清静自心，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共建和谐世界，将是中华文明对世界和平、人类福祉的又一巨大贡献。
叶小文说：“世界佛教论坛”是为世界佛教搭建的一个对话交流、团结合作的高层平台，也是向所有热爱和平的世人敞开的开放的平台。我们希望，世界佛教论坛将“和谐”这个文明间交往互动的金规则，作为人类新的文明依托，努力推进建设和谐社会与建设和谐世界的“双和模式”，藉由“心净则国土净，心安则众生安，心平则天下平”，进而实现“新六和”的愿景：
一愿培植善心，发乎善行，则人心和善。二愿亲情稳固，爱心充满，则家庭和乐。三愿真诚沟通，平等互助，则人际和顺。四愿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则社会和睦。五愿彼此欣赏，尊重包容，则文明和谐。六愿将心比心，化怨为友，则世界和平。 ’
这个“新六和”的愿景，继承和弘扬着佛教“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的慈心悲愿。
叶小文针对佛教的六和敬提出了新的六和敬，实际上佛教原来的六和敬同样也是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方法，这六和敬是菩萨度化众生的六种态度：
二、身和同住：大家同住在一起，必须要做到身业清净，和睦相处，不发生摩擦，打架等粗暴野蛮的举动。
二、语和无诤：大家同住在一起，必须要做到语业清净，即说话的语气，要谦和礼貌，悦耳可爱，不宜恶口粗声，引人不快，以致发生争吵的事件。
三、意和同悦：大家同住一起，必须要做到意业清净，即要有善良的用意，坦白的胸怀，有值得欢心快意的事，要大家一起和悦，不要为求个人的欢乐而不顾大众的欢乐，或把个人的快乐建筑在大众的痛苦之上。
四、戒和同修：佛教七众，各有戒律，但在每一家中都有着共同遵守藉以修持的戒法。如以比丘僧团为例，比丘就有共同受持的二百五十条的戒法。应该大家怎么做，就该怎么做，才显出大家共同守法的精神。
五、利和同均：利就是大家所获得的利益，包括财利和法利。不论是经济上的财利，或知识上的法利，必须要大家平均分配，平等享受，不因厚此薄彼，使之发生利害冲突，或养成营私肥己的恶习，不能使教财成为公产，致引起争权夺利的纠纷，会影响到教团的破产。
六、见和同解：见即是意见、见地或见解。大家同为教徒，在见解思想上，必须要相同统一，教团的力量才不会分化，否则，每个分子思想多、意见多，各持成见，自以为胜，那么这个团体一定不能清净，也必精神散漫，不能振作有作为了。
这六和虽有六种，亦可摄为两种，即理和与事和。如见和同解，即指大家所证悟的真如佛性，也就是对宇宙人生所认识的真理，是只有一个，没有两样的，故在思想方面，不消说自然能趋于一致；其他的五和都是属于事相方面的。思想既然统一，行动自然也趋于一律，这也是必然的道理。所以，佛教徒的六和生活，不但佛教团体和谐生存的生活准则，也可为普通社会一切团体的生活准则，以此准则推广到社会和世界，必然能够促进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宗教论述颇多，但很少涉及东方的佛教。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有一处提及佛教的思维，持肯定态度：“辩证的思维，只有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相对高级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恩格斯所说佛教的辩证法，在佛教的个道思想中有显着的体现。中道是佛教的根本立场，中道就是离二边之极端、邪见，取一种不偏于任何一方的中正之道。中即圆正，不偏这边，也不偏于那边，恰得其中。如佛说中道，依缘起法而显示。这缘起法，是事物内在的根本法则。在无量无边极其复杂的现象中，把握这普遍而必然的法则，才能正确、恰当的开示人生的真理，及人生的正行。中论偈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是中道义。”
在各宗派的“中道说”中，以“八不中道”最为浅显易懂，是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与我国三论宗重要理论之一。八不中道，又作八不中观、八不正观、八不缘起、无得中道、无得正观。八不中道的“八不”，是指否定生灭等八邪的教理，也就是不生、不灭、不断、不常、不一、不异、不去、不来。由此得破一切邪执，而显现诸法实相。也就是说，宇宙万法都是由因缘聚散而有生灭等现象，实际上诸法无生无灭。如果说有生有灭，则偏颇于一边；离此二边而说不生不灭，就是中道之理。有的外道认为人死亡之后，有一常住的神我存在，永不断灭，这种有我论便堕于常见；有的外道则认为死了以后一切归无，身心皆断灭，这种便堕于断见。常、断二见都是妄见，因此说不断不常。一切诸法从本体来看，是“同一”的，从现象类别来看，则有种种“差异”。例如，同样为人，这就是“同一”；你我他各有智愚差别，这就是“差异”。但是自他之间有共通的地方，是异中有一；每个人又有各自的特性，是一中有异，因此说不一不异
中道与中国儒家的中庸哲学相似。《论语》雍也篇，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吧!人们缺少这种道德已经为时很久了。”宋儒说，不偏不倚谓之中，平常谓庸。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的平常的道理。中庸又被理解为中道，中道就是不偏于对立双方的任何一方，使双方保持均衡状态。对立的双方互相牵制，互相补充。调和与均衡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相对的、暂时的。孔子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的这一状态，并概括为“中庸”，这在古代思想认识史上是有贡献的。
《论语》子罕篇，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子说：“我有知识吗?其实我没有知识。Bp，使有一个粗人来问我，我和他也是空对空，我本来就一无所知。我只是探询问题的两端，找到了问题的两个极端就能显示出事物的本质。”孔子有一个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这就是“叩其两端而竭”，只要抓住问题的两个极端，不走极端，就能求得问题的解决。这种方法，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是一种十分有意义的思想方法。
佛教的中道与儒家的中庸都是反对走极端的，过犹不及。佛教着名的经典《百喻经》有一个故事说任何事情都过犹不及，例如赞扬自己的亲人，从孝敬父母来说，也是不错了，但是若赞扬过分，就反而自取耻辱。
从前有一个乡村，举行一个赞美父德的大会，大会开始时主席报告：今天举行这个会，目的是宏扬孝德，且互相鼓励“见贤思齐”的意义。所以希望各位都俱实的报告，不要夸张，亦不要自卑而隐匿不说，尽量把事实说出来，让大家做个处世做人的模范。
第一个人说：“我父亲身材魁梧，很有力气，做事也有魄力，所以受人称赞。”
第二个说：“我父亲生得眉清目秀，英俊潇洒，而且对人彬彬有礼，所以受人尊敬。”
第三个说：“家父是一位仁慈的长者，常常布施救济贫苦的人，是一位乐善好施的人。”
有人说：“我父亲见义勇为。”有人说：“我父亲智识很高博学多闻。”有人说：“我父亲无论做什么事都有信用。”有人说：“我父亲对人很客气很有礼貌。” ，
场中有一位青年，不服气地跑出来说：“我的父亲才是最伟大呢?”众人问：“哪里伟大?”他说：“我父亲是一位清净而无欲的人。”众人说：“啊!世间每一个人都深陷于五欲(财色名食睡)，而受五欲的驱使，谁能无欲，既是真的伟大，不知令尊是那一方面的无欲?”他说：“我父亲是从小就断绝淫欲，所以很清净的人。”众人说：“你父亲既然从小断淫，那你的身体从那里来?是天上掉下来的吗?”哈哈……众人都哈哈大笑!说这位青年无知又爱面子，反而受人羞辱。
在今天，中道显然是促进社会和谐，解决矛盾的最好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统一，过去“左”的思想，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斗争的哲学，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社会的动乱。矛盾有同一性和斗争性，从矛盾的这两种根本属性我们可以看出，矛盾的同一性更多地带来了和谐，而矛盾的斗争性更多地带来了不和谐。虽然同一性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但是在阶级利益没有根本冲突的社会中，显然我们应该强调矛盾的同一性才能带来社会的和谐。
在社会主义和平时代，用一方克服另外一方，或者同归于尽解决矛盾的方法显然不能带来社会的和谐。只有灵活运用中庸之道“和而不同”观点，才能解决和平时期的矛盾。例如，在我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八个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种关系就是矛盾双方达到平衡，并行发展，既可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又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共同实现小康目标的和谐社会。
马克思主义哲学质量互变规律，在提出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度是关键，这也是中道的问题，并非所有的质变都是好的，由好人变坏人就是不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新陈代谢规律是宇宙间不可抗拒的规律，但是当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时候，提出“扬弃”的观点，就是在克服中保留，在继承中发展，这种辩证的观点实际也是中庸的。
走中道路线，就是要纠正左和右的倾向。长期以来，由于左的影响，我们对宗教都产生一种偏执，特别是受到马克思所说的“宗教是鸦片”这一经典论断的影响，认为宗教是麻醉人民思想的腐朽没落的东西。实际上，对于宗教鸦片论，我们应该纠正过去“左”的看法。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欧洲，特别是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他们对鸦片的理解与经历过“鸦片战争”的中华民族对鸦片的理解是不同的。当时鸦片并不认为是毒品，而是一种昂贵的镇痛药，普通百姓用不起，只好向宗教求助。“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以同情的态度写的，中国经历鸦片战争，国民对鸦片的厌恶感加上故意宣传使这句话变了味。因此，在今天我们应该从中道来分析宗教鸦片论。鸦片显然对广大人民有麻醉作用，但是除了麻醉作用以外，不能忽视它的镇痛作用。这种镇痛作用使人得到了精神的充实，宗教道德使信仰者积极地面对现实世界，在为社会奉献自己的爱心的同时，从而为社会的和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宗教世界的天国、极乐世界、仙境，实际都是人们理想的世界，是人间和谐世界的折射，对这种理想世界的追求，有助于建立人间净土或者人间天国。江泽民总书记于1993年全国统战部长工作会上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论述，正是适应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需要，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来重新估量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相互关系，肯定了宗教有着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共同基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我们党研究宗教问题的指导思想。我们当然承认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有许多不相适应之处，所以需要引导，但既是引导对象，也就成了有限团结对象，起码不是斗争对象。从此，中国共产党将不再被动应付宗教，而是化一切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江总书记的讲话超越了“鸦片麻醉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新时期实践中的又一次突破性发展。今天以胡锦涛为总书记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那么宗教与社会主义的适应问题，不是再讨论的问题，而是宗教既有与社会相适应的基础，并且和谐社会的建设必然与宗教群众相融合。宗教信仰者绝对不是斗争的对象而是和谐社会大家庭的一份子。
综上所述，佛教出世不离人世的宗旨，使佛教信仰者在净化自身的因 时必然也净化了社会，佛教伦理不再是强加于信仰者本身的一种负担，而 是信仰者在追求改变身心世界的一种需要。因此，遵守五戒，十善等清规戒律对于信仰者也不再是一件苦事，而是他们追求理想人生的一种迫切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