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心性哲学的合流
自唐代中叶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向后期转变。从五代至近代一千多年历史的总体来看，统治阶级着重提倡的是儒学，对于佛、道两教则时而扶植时而限制。经过对三教的长期比较和深刻反思，新儒学——理学被确定为社会正统的主导意识形态。理学家们吸取佛教的心性理论，援佛入儒，更加内倾于心性的探求与修养，着意建构一种新型的主体人格理想，以适应维护社会纲常秩序的需要。
五代是中国佛教由盛变衰的转折期，其后直至近代是佛教的延续期。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引起了佛教宗风、学风的历史性转变。在佛教内部，由繁芜转入简易，由义理与修持并重转为侧重修持，由分歧、争辩趋于融会、调合。在佛教外部关系上，则更自觉、全面地融摄儒、道。在这种学风的推动下，佛教理论的兴奋点越来越集中于阐述心性问题，并归结为与儒、道合一的心性论。佛教学者在所谓「不昧本心」的共同思想基础上，阐扬儒、道、佛「三家一道」的理论，把佛教与儒、道合流的佛教道德精神境界论，这成为五代以来佛教哲学思想的中心论题。
五代以来的佛教哲学思想，比较重要的是：
(1)文字禅与看话禅。
禅宗思想在宋代的重要发展表现为出现文字禅与看话禅。在禅教一致思想和文人学士的影响下，宋代禅师走上从文字上追求禅意的路子。禅师们既要用文字解说禅意，又要避免直截了当地道破语中真意，于是创造了所谓「绕路说禅」的方法，即竭力在文字语言技巧上下工夫来解说禅法，这就是文字禅。看话禅是把祖师语录中的某些语句作为「话头」(题目)来参究，以求真解。这是矫正文字禅只从文字中求理解的方法，倾向于自发地产生觉悟的非理性主义。当时还有一种反对看话禅的默照禅，主张静坐看心，求得心地的解脱。
(2)两种「观心」法门的对立。
宋代天台宗分裂为山家山外两派，其原因主要是在「观心」问题上的理论分所致。山外派受华严宗的影响，认为事物的实相就是真心，观照实相就是观心，是真观心；离开实相去观心，是妄观心，是不对的。山家派则认为，观心是把所要观的道理集中到心上来观，也就是以无明妄心为对象，来观照佛教妙理，即主张妄心观。两派笔战不休，波澜起伏，后来山家派影响超过了山外派，成了天台的正宗。
(3)三教同心说。
儒、道、佛三教合一说流行甚久，并形成了多种不同的说法。大约在唐代以前，多是从所谓不同功能的角度，即儒治世、道治身、佛治心来立论的，或是从培养理想人格——成圣、成仙、成佛可以相通来立论的。唐代以来，儒、道、佛三家各自为了重建新的理论，在心性学说上交流、交融日益增多。宋、明时代，佛教学者不仅重视与《周易》、《老子》、《庄子》三玄的融通，而且特别注意与论及心性问题的《中庸》、《大学》等「四书」的沟通。他们还进一步在同心的基础上统一了儒、道、佛三教，真可说：
学儒而能得孔氏之心，学佛而能得释氏之心，学老而能得老氏之心，……且儒也、释也、老也，皆名焉而也，非实也。实也者，心也。心也者，所以能儒能佛能老者也。……知此乃可与言三家一道也。而有不同者，名也，非心也。〔注释：《长松茹退》，《紫柏老人集》卷9，31页，钱塘许灵虚重刊本，1878。〕
如上所言，儒、道、佛三家所不同的是名称，相同的是心，是本心。心是成就儒、佛、道理想的共同根据，三家都以「不昧本心」为宗旨，以「直佛本心」为同道。由此看来，所谓三教合一的「一」就是指「本心」。把三教最后归结为本心的同一，的确是从根本上调和了三教，真可谓消除了三教的实质性差异。
(4)唯识新论。
由于一批散失了的唯识学典籍重见于世的推动，以及将佛学与自然科学相比附思潮的影响，唯识学在近代得到复兴，并成为一代佛教学者和研究者探研与争论的热点。欧阳渐把大乘有宗的唯识和法相加以区别，得到章太炎的赞赏，却受到太虚法师的批评。章太炎作自视「一字千金」的《齐物论释》，以唯识释齐物，以齐物明唯识，遭到了熊十力的批评。熊氏提出「新唯识论」，援儒入释，又受到欧阳渐等人的否定。太虚也欲建与熊氏不同的「新唯识论」，以调和唯识学与现代科学理论，十分有趣的是，谭嗣同竟论定儒家典籍《大学》是「唯识之宗」，把唯识学的八识与《大学》的致知、诚意、修身、正心等一套主张比附融合，成为沟通儒、佛的典型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