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教团与教育制度
我们的《人生》，很少谈到教会制度的问题，但是一直抱着非常关心的态度，期待着教会制度的健全以及教团的成长。这次由净心法师主持的第四届国际佛教学术研究会，于本年二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假台北市中国佛教会三楼召开，主题是「佛教教团的组织制度与门徒的教育」，所以，在这里希望能提供我们的看法和建议。
从《阿含经》以及律部的资料，使我们知道在释迦世尊的时代，佛教虽有教团的型态，而无教会的组织。教团的型态，是建立于戒律的基础之上，三皈五戒者是在家众，十戒是出家的小众，比丘戒是出家的大众，而以比丘为僧团的中心，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以及在家的男女居士都依比丘为核心，受比丘的保护、指导和教养，是属于伦理的型态。
在教团里面也有以民主方式建立自治的制度，包括了如何使得在家人成为出家人，出家之后如何成为大比丘、比丘尼，如何去处理团体中所发生的事件等，也就是为了达到教团成长及维护教团清净的目的，而有各种方式的会议，称为羯磨法。所以，在同一个区域或者同一个寺院之内，仍能够保持团体的规律，因此，也不能说是没有制度。
可是佛教主张自律，而佛陀也不主张由他自己来领导大众，佛尝说：「法依止、律依止、自依止。」佛自己也说他在僧中。这表明了佛教的团体是绝对自由、公平、平等的，佛与弟子之间，没有统属关系，没有主从关系，佛世的时候，各寺院之间，彼此互相来往，却也没有互相隶属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无政府的团体。因此，它从来没有以纵横的组织体系来建立行政网。不像西方的天主教会，曾经有过政教一体的时代背景，所以有完整的教会制度，乃至超越国界的世界性教团组织。
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佛教，已有完整行政体系的，可能只有西藏一地，那也是由于政教合一的关系。至于今天的泰国，有僧皇制度来统摄全国的佛教，但是以僧皇的地位虽受到泰皇的皈依，佛教的教会行政体系的制度，仍只隶属于宗教厅的管辖范围，并没有独立于政府行政制度之外，等于是受政府行政制度的辅导而设立的佛教教团。另外像日本也有一个文化厅来管辖宗教事务，监督并辅导各宗教社团的运作。而日本佛教各宗派却另有一套制度，是以大本山、本山、末寺三级来统辖各宗宗内的寺院，全国性的称为大本山，区域性的称为本山，地方性的称为末寺。而各寺有他们基本的信徒，称为檀家，他们利用纵与横的联系方式，而使三级的关系，达到互通有无、步调一致的目的。檀家护持寺院，也监督寺院，上、中、下三级的寺院则有人事和行政的隶属与主从关系，虽然不像政府机构那样的严整，但是却有实质的力量作为维系整个宗派命脉的延续。
在中国的佛教，早期是属于政府辅导，由士大夫护持，或者散居于山林野外，所以，从来没有教会、教团的组织。都市佛教历朝都有僧官制度，僧侣的产生是通过政府的度牒制度，也可以说以王法来指导佛法。僧官制度一直维系到民国十多年为止，佛教的寺院与寺院之间如果有某一些主从或友谊的关系，也是出于朝廷的意愿。如果僧侣违背戒律而情节重大者，往往不是依据寺院的戒律来处理，而是以国法处理。如果仅犯佛戒而不违背国家的法律，则虽可能被此一寺院驱逐、遣单，还可以到任何其他的寺院去挂单，所以，佛法的规制，只能在各别的寺院之内推行，而无法通行于全国。所以，到了明末的时候，蕅益大师主张建立清净如律的比丘僧团，民国初年的太虚大师，则倡导整理僧团的制度，一共写了三篇文章：〈整理僧伽制度论〉、〈僧制今论〉、〈建设现代中国僧制大纲〉，但是却没有能够实现，也可以说虽有理想和办法，却没有想到实际着手的步骤。现代化的中国佛教会，可以说是中国佛教有了自己统一组织的开始，它的起因和中国佛教现代僧侣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清光绪二十四年(西元一八九八年)张之洞以〈劝学篇〉上奏朝廷，主张以寺产的十分之七，作为兴办现代化教育的费用，酝酿而至民国元年(西元一九一二年)四月，由八指头陀寄禅上人发起成立「中华佛教总会」，联合全国佛教徒来抗拒夺寺逐僧的风潮，民国四年(西元一九一五年)，于袁世凯为大统领期间，明令取消「中华佛教总会」，代之以「管理寺庙条令三十一条」。民国十七年(西元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颁行「寺庙管理条例二十一条」，民国十八年(西元一九二九年)重新颁布「监督寺庙条令十三条」，迄今为止，政府对佛教的管理，依然沿用此一条令。
到了民国十八年(西元一九二九年)四月，中国佛教会才正式成立，由国民政府批准，经过每年一度的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主要宗旨是保护庙产而自行办学。民国二十年(西元一九三一年)有中央大学教授邰奭秋鼓励寺产兴学，声势浩大，因此，促成了中国佛教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视会务的组织、教规的整顿、僧侣教育的推动、佛教文宣工作的努力，以达到保护寺产的目的。
由此，全国拥有庞大寺产者，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创办佛学院，近六十年来中国佛教的僧侣人才，大都出身于这些佛学院，而教会组织本身却依然停留于友谊联系的阶段，并没有形成从上到下，全国一体的局面。嗣以抗日战争爆发，接着又是局势尚未稳定，一连串变化，教会已有名无实。
跟随着政府播迁来台的中国佛教会，也由于千头万绪，而没有多少兴革的建树，倒是僧侣教育的推动，还是在继续地发展和成长中。一九四九年到现在为止，从事于主办佛教僧侣教育的工作者，可以分为四系，那就是太虚、圆瑛、天台、华严，可举者如慈航、大醒、白圣、印顺、道源、悟明、南亭、成一、了中、星云、圣印、净心、慧岳、广化、真华、如悟、晓云、天机等诸比丘、比丘尼大德，多是用传统的佛学院形式，培养中、高等佛教青年人才。今日佛教的普遍化和僧尼素质的提高，佛学院的教育是一大原因。近数年来，又有两种佛学院形式的教育在进行，一种是大专以上程度的研究所，另一种是寺院子孙丛林式的佛学院，也可以说这是向学术和宗教两个方向分头并进的现象。比如说中华佛学研究所是偏重学术训练的，菩提寺、西莲净苑、香光寺、人乘寺以及农禅寺都属于新式寺院教育的型态，是重视于修持生活的佛学院。研究所则僧俗四众并收，又突破了佛学院的形式，向一般大学研究所的型态迈进中。
目前所缺少的僧侣教育是对于超过佛学院的入学年龄，和低于进入佛学院教育水准的出家众，尚未有予以教育的机构，最好由各级佛教会联合设立僧侣生活养成训练道场，规定凡发心出家者若未接受基础的养成教育，不得出家为僧，不准求受大戒。一般佛学院的教育，在课程内容应该参考西藏、日本、泰国、锡兰等各佛教团体的僧侣教育制度，不应抱残守缺，依旧停留在五十年前的型态。至于佛教会在不违背佛法的原则及社会背景的基础上，何妨参考西方教会、日本宗派以及民间社团等公会的组织及其运作方式，以完成健全的教会制度，发挥其正常的功能。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五日《人生》四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