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者的学佛风气

传统的儒家学者，受了宋明理学的影响，基本上是反对佛教而且是否定佛书的，但是现代的中国学者，凡是有深度的，不论是文、史、哲学的那一种专家，多少都会涉猎佛书与佛学，甚至也有若干程度的信仰倾向。例如已故唐君毅先生虽未学佛，他的母亲过世，却到佛寺超度。已故方东美先生，晚年对于华严哲学的钻研消化与阐发，功力相当深厚；牟宗三先生原不重视佛学，但至晚年也勠力探究天台哲学，他们两位均有大部的佛学专作问世，不论其观点能否与传统或正统的佛教相应相和，他们肯定了佛学的崇高价值，乃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他们的学生群中，如今正值盛年的好多位知名学者，也多涉猎佛学，乃至专教佛学、专写佛学。

被誉为现代的史学大师钱穆先生，于一九六○年代，为国人公开指出十种必读之书，其中即有一种是《六祖坛经》。去年十一月四日，以八十六岁高寿，病逝于台北的文坛一瑰宝梁实秋先生，曾经列举了影响他最深的八部书，其中也有一部是《六祖坛经》，他的启蒙佛书是《金刚经》及《心经》，晚年则饱读经、史、杜诗、古文的同时，也读《高僧传》。梁先生在所有的宗教中，最爱佛教的禅宗，他以为那是中国化了的佛教，虽然他自己由于被太多的感情所束缚，未能斩断那些缰锁，并且本身又以逻辑的方式思惟，不能达成顿悟式的明心见性，却能相信并肯定那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见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五、六两日《中央日报》海外版副刊所载，林慧峰及丘秀芷对梁先生生前的专访)。此外，其他尚有越来越多的知名学者及作家，在向佛典中探索；而最受现代学者欢迎的，乃是禅宗的典籍。

国际上的学术界，也在渐渐转变，早期的欧美学者研究佛教，其兴趣乃在于语言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目的不为学佛。此在二十年前乃至目前为止的台湾，要求各大学中，研究佛学，仍是限于学术的而非宗教的。然在日本，研究佛教学的人，绝大多数是出身于寺院，并且具备传教士或布教师的身分，他们的信仰，并未影响到客观研究的学术成就。因此，今日西方学府中，新生代的佛教学者，很多已是佛教的信徒，而且也有一些修行的经验。他们执教于东方语文系、宗教系及哲学系，不是曾跟禅师学禅，便是曾向喇嘛学密，比例上仍是学禅的较多。尤其近年来，美国各大学的预算缩减，教东方宗教的，往往兼开西方宗教的课，教西方宗教的也被逼得要懂东方宗教，教哲学的也可能会被排上印度哲学及佛教哲学的课。所以，佛学在西方学府中的学者之间，渐渐受到普遍的重视。据一份一九八七至一九八八年的宗教学教授名单(Sscr membership)所列，如今在欧美等地各大学府教授佛学的人，有一百七十多位，他们在接触佛学之后，进一步体验修持的方法，也是人之常情。有些年龄在三十岁至四十岁之间的教授，根本是先对佛教的修行方法有了兴趣，才专攻佛学而成为学者的。

其实，西方社会，若没有宗教，便无伦理道德的依准，学者研究宗教、教授宗教，而不得信仰宗教，那是不合情理的。比如既研究孔孟学说，也在传授孔孟思想，竟然不得信仰孔孟思想，才算是保持客观立场的学者，岂是合理的现象？故在美国的学府中，研究佛学的学者，成为佛法的修行者及护持者的风气，已越来越盛。

清末以来，由于我国的国势颓唐，列强侵蚀，保守者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激进者高倡全面西化。中学是指儒家学术，西学是指科技文明，以致否定佛教的价值，忽视佛法的作用，士大夫阶级的知识分子，均以学佛为逃避和消极，信佛是可耻的愚行。直到杨仁山居士创办祇洹精舍，出了太虚及欧阳竟无等僧俗的佛学大师，读书人之中，渐渐地又有向往佛学及学佛的倾向。然而国民政府的高层人士，多半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上行下效，佛教依然不受重视。高层人士，纵然信佛，也多不便公开承认。不过此种形势，近十多年来，已在改变，名学者、名作家、名记者，对佛学，尤其是禅学，产生兴趣者，越来越多。在国内外拥有硕士及博士头衔的科技专家，信佛学佛的人数，也日益增加。僧尼之中，获有博士、硕士、学士学位的比率，也在与日俱增。这是相对和必然的现象，学者学佛的现象普及，也可刺激僧尼素质的提升，僧尼的学养提升，方能更普遍地接引高级的知识分子。当然，僧尼之能接引高级知识分子，往往也不一定需要受过高等学府的一般教育，除了学养，更重要的尚得有卓越的宗教情操及深厚的修持经验，例如明末的莲池大师袾宏，他是学者，更是高僧，故对接引当时的学者居士，特具方便，甚至像钱谦益那样的旷世奇才，也对莲池及紫柏两位大师执弟子礼。民初的虚云、印光、太虚等大师，也具有这种力量。

因此，由于现代学者学佛的风气渐渐盛行，佛教界的有心之士，对于今后僧尼素质的提升，必须全力以赴，否则，学者学佛，仅止于学佛崇法而不敬僧，三宝不具足，岂算是佛教！愿我教界大德们共勉之。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人生》五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