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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探讨印老的思想与行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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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探讨印老的思想与行谊

李志夫

中华佛学研究所所长

提要

本文是根据印顺老法师《说一切有部论书与论师之研究》之“序”中说:“25年前的旧件(《印度之佛教》),当然是不满意的;然而一些根本信念与看法,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改变…对我的作品,应该是最重要的”。

并将其列为八点的根本信念与看法,来检验印老有关着作与其行谊之一致性。即可证明印老之八点信念与看法,就是其基本佛教思想了。

若归纳言之:“以不可变之佛教特色,以顺应事间之流变,即是佛法,即是佛在人间”。可见印老之基本思想、行谊均在实践此一理念。

关键词:印顺;佛在人间;佛法前言

一、前言

民国54年印顺长老受聘在“中国文化大学”的前身,“中国文化学院”哲学系教授“佛学概论”及“般若学” 。我当时忝为受业之一。民国57年暑假,我去印度留学前,约了几位同学去士林外双溪“报恩小筑”看望印老。其中有现任华梵大学教务长兼哲学系主任的许国宏教授。因为那时我已接触佛学,受过皈依就自动权充老人课堂的侍者。所以印老对我稍有记忆。待辞去时,印老主动签了名,赐给我刚出版的《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国宏兄眼尖嘴快,也向老人要了一部。

这本书是我在印度研究佛学时,最重要的资粮。我也曾将印老在这本书的若干论点介绍给我的印度佛学老师密希拉(K.N.Mishina),他也感到十分受用。因此,印老这本书对我来说,是充满了感情与感怀的。

以后又涉阅到印老其他着作,我更以为:这部书对印老本人来说,也特别具有意义,它对印老思想之形成与其学术研究形式之现代化都具有承先、启后之功。换句话说:从本书可以追溯印老之前期学术成就;也可由本书展望到印老此书以后的学术发展。因之,以本书为枢纽,即可管窥到印老的整个思想与行谊是一体不二的。

二、本书是印老着述之枢纽

印老在本书的“序”中说:“民国31年,我在战乱声中,写了一部《印度之佛教》。那时,我住在深山古寺--四川合江县之法王寺,仅凭寺里一部龙藏…写出了这一部使人欢喜、使人苦恼之书。现在回忆起来,真有说不出的惭愧,说不尽的安慰”。又说:“25年前的旧作,当然是不会满意的,然而一些根本的信念与看法,到现在没有什么改变。这些根本的信心与看法,对我的作品,应该是重要的”。

印老所指之“苦恼”、“惭愧”,应是参考书不足;注释不多,没有现代的学术规范。“欢喜”与“安慰”应是指“根本的信念与看法未变”。

在抗日时期,人无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人力、物力全部投入“抗战建国”的大时代里,在大后方的深山古寺还能办佛学院,还有一部龙藏,实在不容易;印老在如此艰困的环境中,能写出至今仍具有权威性的《印度之佛教》,确实足以欢喜、安慰了;在那个时代的学术规范大致就是那个样,实在也没有惭愧、苦恼的必要。

印老总结他在《印度之佛教》的“根本信念与看法”在民国57年写本书时都没有什么改变,计有八点。如果我们根据印老这八点,来引证其前后不同着作,即可明白这八点是可贯通印老的整个佛教思想的;而且,会落实到他一生的行谊上。他的“行谊”与“思想”是一体、一致的。

I、“佛法是不共神教的宗教,如作一般文化,或一般神教去研究,是不会正确理解的;俗化与神化,是不会导致佛法昌明”:

印老在《我的宗教观》第五页说:“依佛法说,宗教的本质,宗教的真实内容,并不是神与人的关系;宗教是人类自己,是人类在环境中,表现自己之意欲”。在同书第九页举例说:日本人造佛像,每有日本式髭须;缅甸的佛像,人中短,活像缅甸人”。同书第八页说:“因此,不是神造人,而是人类自己照着自己的样子理想化、完善化而想像完成”。

同书25页说:“道教说长生;耶教说永生;而佛教说无生”。继28页说:“…永生或变质为庸俗的功利主义的天国享乐者;说无生,又被误解为毁弃人生”。最后印老结语说:“自力宗教…虽有以为获得他力加被、拯救,而实为自救,唯有自己才能救自己”。

印老也强调,如从文化立场也不能理解佛法,在同书25页指出:“有些人想以哲学、美术来代替宗教,宗教不是暂时忘我,或自我陶醉,这些那能代替得了!”

印老在本书“序”中指出:“中国佛教一般专为死与鬼。太虚大师特提示‘人生佛教’以为对治。然佛教以人为本,也不应天化、神化。不是鬼教,不神教…才能阐明佛法的真义”。

印老在其《人间佛教》第22页说:“真正的佛教是人间的,唯有人间的佛教,才能表现出佛法的真义”。又在同书第22至23页中说:“不但中国流于死鬼的偏向,印度后期的佛教也流于天神的混滥”。“佛法即是佛在人间的教化…我们是人,需要人间佛教,才能使佛教重新获得生机”。

II、“佛法源于佛陀的正觉,佛应机说法,随宜之制,并不等于佛的正觉,但适人类的所知、所能,能依此而导入于正觉”。分析言之:佛为应众生之机,所立的佛教制度与戒律,并不等于是佛的正知、正觉;但随应众之机所说之法、所立之戒律、制度是可以方便所有人能知、能行,使其进入佛的正知、正觉。

印老在其《佛在人间》一书中指出:人类的根本特色;佛教的基本教育是戒、定、慧三学;一般的世俗教育,仍在“五明”。

1.印老认为人的特色有三。在同书88至96页说:

(1)    忆念胜:是指人能思惟分别一切法:忆念过去,预期未来…确是胜于一切动物及天神。

(2)    梵行胜:举《阿含经》说:“以世间有此惭愧二法与六畜不共。”“德行即梵行,是清净行为”。

(3)    勇猛胜:“从心的想望、引发实践的毅力。”“人类特性中,可以引发而向佛的可能性,说人有佛性,如说木有火性一样…人性当然不是佛性;不过,可以发展佛的佛德而已。”

2. 佛教的教育:在同书第322页说:“佛教是宗教、佛教是一种教育,佛教所教的…最重要的是戒、定、慧三学。”

3. 佛教教育以实践为本:继329页中说:“佛的教育以实践为本,弥勒菩萨说:‘菩萨求法应于五明处求’。”所谓五明,即同书第330页所说:

(1) 声明:是语言文字学……文法、音韵。

(2) 因明:在语言方面为辩论术;在思想方法上为理则学。

(3) 医方明:这是医、药、生理、优生等学问。

(4)工巧明:这是基于数学、所有物理科学以及实用的工作技巧。

(5)内明:是进修不共的佛学,所以叫内明。

根据以上所列,佛陀的教法虽有次第,应机不同,仍不等于佛陀的正知、正觉;但由之可以使人能知,能行导入佛的正知、正觉。

III、“佛陀的说法立制……有因时、因地、因人的适应性……自有向于随顺、趋入正觉的可能性……如以为‘地无分中、外;时无古、今而可行,那是拘泥锢蔽;如不顾一切师心不师古,以为能通佛的正觉,那是漂流于教外的。不及与太过………甚至违反佛法。’”

印老所谓“不及”即是指派性太强,只以一派之祖为师;而佛教离了佛法的特质,即“师心不师古”。所谓“太过”,即是指以为佛法特质就足以代表佛法之全部;而不尊重佛法流变之事实,即“拘泥锢蔽”不能通达佛法。

1.不及与师心不师古:师心,即指狭窄的宗派思想;不师古,即指不太忠于原始佛陀的本怀。印老在《华雨香云》第151 —152页提到:“八世纪,婆罗门教兴起,而佛教内以唯心、真常、圆融、他力、神秘、欲乐、顿证思想的泛滥日与梵神同化…佛教已奄奄一息。”

又说:“以中国佛教论,除天台、净土、律宗系由华人所弘布完成之宗教外,其他如三论宗为高丽人僧朗所倡,大成于安息华化之吉藏;唯识宗传玄奘法者、为出身于于阗尉迟敬德之子窥基;华严宗贤首法藏系出康居;禅宗大兴于岭南猺杂之地;密宗三大士并由外来”。

又“中国四大名山:普陀山兴于日本之慧锷;九华山兴于新罗之地藏;五台山地接北胡;峨嵋山则处西南夷,历为蒙、藏信仰中心”。这些都是印老所指之“师心不师古”。

2.太过,拘泥锢蔽:与上相反,在这里,仅以小乘批评“大乘非佛说”为例。

(1)佛法并不等于佛说:“印老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一书第155—156页中说:“我们这个世间的佛法,无疑是由释迦牟尼而来,释尊有他自觉的圣境,吐露在语言中,表现在行动中。这意境、言说、身行三大业用,出现在世人的认识中,是这个世间佛法的根源。”如果一定要以佛亲口所说才算佛法的话,佛灭近五百后才有文字,则佛法之真实性可能根本不能成立。

(2)评“大乘非佛说”:在同书第165—166页说:“若说大乘为外道,恐外道不单是大乘吧!”“原始的上座佛教,不也充满了外道的气味吗?尼犍子外道,以草木为有生命的,释尊因此不许坏生:印度人以树木为鬼神的村落,因此,佛制不得自行砍伐:当时外道出家托钵乞食为生,所以佛也用这种出家为生活方式。”

“从义理说:生死轮回,业力都不是奥义书外道以来的外道常说的吗?从修行的方便说:不净观、数息观、四禅、八定…当时外道不都有大同小异的行持吗?”

同书第166—167页质疑小乘学者说:“即使南传上座佛教的锡兰小乘学者,不太了解自已是倾向大乘的一流,流入岛国而转化为狭隘的保守的佛教”。

印老在他《初期大乘之起源与开展》一书第一章“序”说就提到“大乘非佛说论”之形成;在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便肯定“大乘是佛说”。其1324页引“赤铜鍱部及法藏部”所说:“依经、依律、依法”…“不违法相,即是佛说”。这部书以疑议“大乘非佛说”为始;从原始圣典之结集到大乘佛法之展开,终则肯定“大乘是佛说。所以可以说,本书就是在于说明“大乘佛教是佛说”与“大乘佛教非佛说”作了一整体的文献介定。

(3)佛法之真谛:印老在《以佛法研究佛法》第166页说:“正觉本怀的宗趣中,摄取了适应乐行婆罗门为主的方便;从本生而来的大乘,是更正确更深刻的开显了佛法”。同书第163页指出:“其实,佛法的表现…还有音乐、图画…雕刻无不有意、无意表现佛法,影响佛弟子的思想,如不从表现佛法的种种方式,种种关系中去把握佛法而想专门在(佛)说与不说上去衡量佛法,这真是佛法的不幸。”

Ⅳ、“尽管‘法界常住’,而人间的佛教—思想、制度、风尚都在息息流变的过程中。佛陀应机说法、立制,就是缘起的世俗流布,不能不因时、因地而有所演变、发展。(但)佛法有所以为佛法之特质,怎么变也不能忽视佛法的特质。重要的、部份的过分发达,偏激起来会破坏佛法的完整性,损坏佛法的特质。”

印老所指之“部分过分发展、偏激”,即是在同一文中所说:“专重修证、理论;专重高深、通俗;专重信仰、制度…”。

印老认为,对于外学的适应、融摄自然是演变;但应重视佛法的特质。太专、自然是发展;亦应重视佛法的特质。否则,演变、发展则并不等于进化、正确。再分述如后:

1.印老对于中国之各宗“各有所专”,是采取批判的立场;尤其对真常、密教两系更是如此,前已论列,兹不重述。

2.如来藏佛性之说,在其《印度之佛教》第272页指出:“性空大乘经所不明,不特《楞伽经》晚出;即(使《般若经》等混入之‘藏心’,亦属后起”。

3.印老《以佛法研究佛法》第131页:“密教原源于吠陀咒术,信咒术有神秘能力。”继132页:“大乘佛法兴起则确予秘密思想以活跃之机”,《般若》、《华严》之宗门陀罗尼亦予秘密法以有力之根据。第151页,更举例说:“龙树引偈:‘…如是四种诸天等,各各手执诸兵仗,若力不如畏于他,若心不善恐怖他…’,密教者,以学出龙树自居”。

在同书第148页指出密教之所以正视欲乐:“欲界欲乐中,淫乐最重”,是以“先以欲牵,后令入佛智。”因而形成“无上瑜伽”,其第149页:“无上瑜伽者,以欲乐为妙道,既以金刚莲花美生殖器,又以明妃,女阴为婆伽曼陀罗,以性交为入定,以男精、女血为二菩提心…如有学密者必先经灌顶。其中有“密灌顶”、“慧灌顶”即授此法也”。

之所以有此密法,印老在第150页的设想是:“佛教有于此,欲用以摄外道也。色厉内荏之忿怒,应折服者折伏之,菩萨之行也。”印老在同书第151页评道:以欲乐为摄引,以狰狞为折伏…而世人有信之者,则以艰奥之理论为其代辩,以师承之热信而麻醉之…察其思想之由来,动机之所出,价值之所在,锢疾其愚乎!”

Ⅴ、“印度佛教之兴起、发展、又衰弱,正如人的一生:自童贞、少壮而衰老。”

印老以类比的方式,指出各年令均有其人生历程之价值;佛教之发展各时期亦各有其价值。如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各大乘,正如印老在各专着所说。只要能把握住佛法之特质均是佛法。佛法不必是佛所亲自一一口说。本文不再征引印老余文。

Ⅵ、“佛法不只是‘理论’,也不只是‘修证’就好了。理论与修证理应是以实际事、行(对人、对事)的表现来衡量。‘说大乘教,修小乘行’;‘素隐行怪’、正表示了理论与修证上的偏差。”

印老这一段可分析地了解:一为理论与修证不能偏废;二为佛教不能流于素隐行怪。

1.整体来说,无论是印度或中国的佛教学派,都不是绝对主理论,主修行的,而只是有所偏重而已。例如印度之密教与中观瑜伽唯识相比,密教是偏重行的;中国之禅、净、律则也是偏重行的。兹不多引述。

2.印老之《印度之佛教》第145—146页:“释尊正觉缘起之寂灭法,即人身佛,智极悲深,固有异于声闻弟子,而况凡夫…佛在人间而犹是人也。《本生谈》等经百年来之传说,或渲染失实,然其缘自佛说,则诸宗共信。”“《本生谈》之说,应追溯大众部之‘佛陀观’:佛陀实为常在、遍在、全知、全能之永存。此则上座系学者所不敢苟同也。”印老《佛在人间》第22页:“不但中国(佛教)流于死鬼的偏向;印度后期佛教也流于天神的混滥。”

Ⅶ、“我是中国佛教徒,中国佛法源于印度,适应中国文化而成体系。佛法应求佛法的真实,以为遵循。所以尊重中国佛教;更重于印度佛教。我属于宗派徒裔,也不为民族感情所拘蔽。”

这些可在印老的着述中看出,除《中国禅宗史》外,其他均属印度佛学之专着。就所说印度佛教专着者,莫不以阐述“佛法”为依归;佛法是有所变易的,但佛法特质是不能变的;否则,就不是佛教了。

印老尊重佛法在世俗中之流变,所以他尊重各部派包括中国各宗派之佛教;他重视佛法之特质,所以他不属任何宗派之徒裔,也不为民族感情拘蔽。印老所有的着述都可为此一事实作注脚。

Ⅷ、佛教史应理解过去的真实情况,记取过的兴衰教训。佛法的信仰者,不应(只)珍惜过去的光荣;而对导致衰落的内在因素不惩前毖后吗?焉能作为无关于自己的研究,而徒供庋藏参考呢?”

印老这一段可以分析地说:

1.所谓理解过去的真实情况,又可归纳地分为两点:一为佛法之特质;二为佛法之流变。纵观前面所述即了然于胸。

2.虽应珍惜佛教与过去佛教之光荣;尤应惩前毖后佛教在中印之衰弱,以策励将来。所谓“惩前”即是指印度佛教之神化、天化使佛在印度衰败;中国佛教论为鬼化为死人之佛教。当然,也有中印佛教共同之缺失:诸如偏理论,偏修持;太过、不及…等在前面已有论及,兹不再赘。

4.至于“焉能作为无关于自己的研究”这正是印老的使命感,他的着述也正是为佛教之毖后”提出警策、树立指标。

三、印老的着述与行谊

1.印老之着述:

(1)    其《印度之佛教》一书,可说是他整个佛学思想之架构与大纲。以后出版之《印度佛教思想史》只是充实了若干内容,补充了若干资料,完备现代学术着作之要件而已。甚至他以后之讲记、演讲、专文、专书有关于佛教者,大多是沿以上八点原则延伸而来的。

除了上述两书是按“史”的次第成书外;其他专着虽不是按史的观点依次写出,如果我们依思想的次序将之排列,未尝不可成为印老“佛教思想史全集”。

?印度之佛教。

?印度佛教思想史。

?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

…中观今论,空之研究、性空学探讨等。

?如来藏研究。

?唯识学探源。

虽然,印老自己宣称,他“不属宗派徒裔”,由其专着中,中观专书即已有三种,所以往往教内学者,认定他为中观派。个人以为,印老既倡佛教之真实性,自然是重视佛教“因缘法”之本怀;而龙树是继承重因缘法,而偏于空性而发微的,毋宁说,印老是同情根本佛教而论性空学的。

印老对于后期密教唯独没有专书研究;仅在《印度之佛教》一书中第17章,也附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一书中提及。并在《印度佛教思想史》最后一章有所补述。从本章中可以了解印老对后期佛教是没有多大正面评价。所以也不是他研究兴趣的所在。

这一段主在从印老印度佛教思想史之观点,来钩勒其“佛法概念”。至于老人其他之论述故略而不赘。

2.印老之行谊性向:

我们现在从印老之自传《平凡的一生》已编入《华雨香云》一书来略述与其着述有关之生平行谊:

(1) 7岁离开母亲,11岁寄宿学校,不能照顾自己,体格差,衣服、文具不及同学,产生了自卑感。连向人说话都怯生生的。(144页)

(2) 我与艺术是没有缘的,所以平均分数总分不过60分。我的作文善于仿古,又长于议论,一篇“说虎”曾得到50分满分又加2分。

(3) 我从小有一特质,大抵理性的不容易忘记,纯记忆的实在记不得。(145页)不认识路、不认识人决定了我不会交际、生性内向,自卑又自尊的我,以后当然要变化因缘新局而发展了。(146页)

(4) 大概地说:身力弱,心力强;感性弱,而智力强;记性弱,而悟性强;执行力弱,而理解力强。(149页)

(5) 起初,将心安放在书本上;出家后将心安放在三宝中。不觉得有什么感情需要安放。与道友、信徒见了就聚;去了就离散。与我较关系的学友,从来无事不通信,离了就忘了,所记得的只是当下。我缺乏对人的热情;但也不会冷酷、刻薄。(148页)

3.印老之治学生平:

(1) 民国前6年出生。

(2) 民国4年(10岁)小学毕业,13岁高小毕业,学医至16岁。 其间无兴趣学医,喜读神仙怪异读物。经父亲察知,转教小学。

(3) 民国10至19年(16至25岁)教小学,猎读老庄、新、旧约及佛教经论。

(4) 民国14年(20岁)读《庄子》冯梦祺〈序文〉:“然则庄郭注,其佛法之先驱耶!而引起探索佛法之兴趣。对于佛法,我没有师友的引导,只是自己在暗中探索。”(3页)

(5)  民国19年(25岁)出家,在南海福泉庵随清念上人落发。

(6)  民国20年(26岁)到南普陀求学,次年即授课。夏返普陀山佛顶山慧济寺阅藏楼看藏经。

(7)  民国23年(29岁)正月去武昌佛学院,半年读完三论宗章疏。

(8)  民国24年至25年(30至31岁)再到佛顶山阅藏经。自民国26年到是年秋,完成全藏阅读,心情十分轻松。

(9)  民国26年(32岁)在武汉佛学院。

(10)民国28至35年(34至41岁)到重庆汉藏教理学院,民国30至35年在内江法王佛学院四年,完成《印度之佛教史》。(14页)

以上已概括了印老在“佛学上之自我启蒙与思想构成”之重要历程。

四、结语

印老在他《华雨香云》一书第2至3页写道:

人生,只是因缘—前后延续,自、他关涉中的个性生活的表现,因缘决定了一切。因缘有被动性;有主动性。

在对人、对事的关系中,我是顺(应)因缘的,等因缘来凑泊,顺(应)因缘而流变…在我一生中,似乎主动想作这,想作那,是没有一样成功的。

对于佛法的真义来说,我不是顺应的,是自发的去寻求,来了解,去发现,去贯通,化为自己不可分的一部分…但我这里,没有权力的争夺,没有贪染,也没有嗔恨;而有的只是喜乐无量。

由于印老个性内向,健康不佳,又淡泊名利,自然不能培养关涉人、事之长才;可是富于理性、长于思辨,优游三藏,涵养性海卒成一代大师,亦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而有过之。我们为印老庆;亦为我们拥有这位“导师”而庆。

正因为以理性的、智慧的佛教史观,来理清真正的佛法;排斥了流向神道、天道及鬼道的佛教。印老也以此一观点阐述“圣典之集成”。

民国70年,当印老的巨着《初期大乘之起源与开展》出版以后,有一位教界长老向我抱怨说:“大家都知道《华严经》是佛初转*轮所说,印顺法师却说是先后结集所成,搞垮了佛教,对他有什么好处!”这正是印老不属宗派徒裔,“不受民族感情所拘蔽”的实例。可是却为传统的长老所误解。

印老在少年时代,即以特有的理性与悟性能自学深入三藏;三十而立了然教史,初建宏规;虽在抗日、大陆沉沦的离乱中仍着述不辍;加之享有高寿都是他成为一代大师之大事因缘。

无论其着述、讲记、演讲、宏法莫不在强调:“佛法随时代有所变革;但不能离开佛教的特质”。这就是他所说“人间佛教”。基于此,可见印老的佛学思想与其行谊是一体的,是与他“不可分的部份”。

民国63年5月26日佛诞日,印老有“虔诚忏愿,舍诸缘务,掩室专修”,“以告海内外缁素同道”说:

离尘三五载,来台满一纪,风雨怅凄其,岁月惊消逝。时虽恒亲依(指真谛)拆翮叹罗什,古今事本同,安用心于悒!

愿此危脆身,仰凭三宝力,教证得增上,自他咸喜悦,不计年复年,且度日复日。圣道耀东南,静对万籁寂。

本偈原载于《华雨香云》最后一页,复刊于《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中之“序”里。由此可知面对佛法的衰蔽,缅怀真谛罗什诸大师,印老之着述与行谊之初心、用心、决心、悲心为佛法之使命感之伟大了。因此,我们仅用此偈,作为本文之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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