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就是密宗吗？
 
——如何正确认识藏传佛教讨论之一
 
作者：义成
 

　　目前在汉传佛教界内部，仍有一些人对藏传佛教持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认为藏传佛教(很多人俗称之为“喇嘛教”)就是密宗，而密宗，不是神秘莫测，就是异端邪说。因为对藏传佛教的实际情况不了解，再加上接触到非正规途径的宣传，不少人对藏传佛教的正统性抱有怀疑态度。这些错误认识和怀疑态度，也导致了在对待藏传佛教，包括汉族人学习藏传佛教及汉族地区藏传佛教道场的一些问题上，出现偏颇和排斥。为了说明事实，端正对藏传佛教的态度，以利于今后汉、藏佛教与文化之间的进一步交流，并在更远的前景中，顺应世界佛教不同语系各教派之间互为补充、共同促进的潮流，本文拟从佛教自身的角度和立场出发，通过如下几个问题对藏传佛教的实际情况作一些介绍并引发探讨。

一、藏传佛教是否释迦如来的教法？

　　从语系上划分，当今世界上公认有三大语系的佛教，即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这也是与佛教从印度向外传布的地域划分相对应的，即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至于印度作为发祥地的佛教，虽然是上述三大体系佛教的母体，但却在公元十三世纪初由于伊斯兰教势力的不断侵略，已趋消亡。直至从十九世纪起，佛教在印度本土才有复兴势头(关于三大语系佛教的概况介绍，可参阅赵朴初先生所著《佛教常识答问》及其他有关书籍)。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又可并称为北传佛教。其中汉传佛教开始的时间比较早，但传入的路线比较曲折，最初大多经过西域地区，后有法显、玄奘、义净等求法高僧西行求法，加上不断延请印度高僧来华传教，才使佛法直接传入汉土。反之，藏传佛教开始的虽然较晚(据文献记载，最早也只能推至公元五至六世纪)，但传入途径却比较直接，并且持续时间较长，下限可一直推到十三世纪佛教在印度衰亡以后。这当然是由于西藏与印度直接毗邻的地理优势所形成。藏传佛教是主要从印度直接传入这一事实，不仅有大量藏文文献可查，而且也被不断从西藏地区发现的大批珍贵的梵文写本及考古发掘的实物所印证。
　　从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看，藏传佛教分为“前弘”和“后弘”两个时期。关于这两个时期佛法在西藏地区传布发展的情况，已有不少专著作了详细介绍，有意者可参阅法尊法师《西藏民族政教史》及有关藏传佛教前弘、后弘时期的介绍文章。这里只想特别介绍一下藏传佛教后弘期比丘戒律传承和教派建立时期(属后弘期)佛教传入、发展的情况。
　　藏传佛教的后弘期，是从比丘戒律与僧团的复兴开始，而到教派建立时期(相当于内地赵宋年间)达到鼎盛藏传佛教的戒律传承有三大系统，即：(一)下路律统，是在朗达玛灭法后，卫藏地区僧团被破坏的情况下，由安多人喇钦，贡巴饶赛从避难至朵康的“三贤十”出家受比丘戒，并在安多重建僧团，此后有卫藏地区十人左右到安多从喇钦的僧团得戒，后返藏弘化而形成；(二)上路律统，是由古格王朝智光王从印度迎请高僧达磨波罗及其三大弟子至藏弘传戒律而形成：(三)释迦班钦律统，是由古格王朝拉德王在位时，于1204年迎请克什米尔(旧译迦湿弥罗)大班智达释迦室利至藏弘传戒律，后又分成四系而形成这三大戒律系统都属于根本说一切有部传规，所依据的律典与羯磨仪轨等和唐义净法师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完全相符。并且西藏还译传了印度德光论师对有部津所造注疏，计一万四千颂，为汉地所无(但据义净《求法高僧传》载，唐智弘律师曾赴印就名师学习此论疏，惜未流传)。
　　在教派建立初期，印度北部的尼泊尔和西北的克什米尔等地区成为佛教直接传入西藏的纽带。当时迎请印度高僧大德到藏地弘法，和藏人或官方派遣或私人赴印度留学求法风气盛行。许多印藏大德不惜身命，致力于弘传教法的事业，如阿里王智光(西藏人称“天喇嘛”)为迎请阿底峡尊者入藏，在筹集黄金时被异教部落俘虏，当部下持黄金前往赎身时，他却要求人们用所筹得的黄金到印度去迎请能讲传释尊教法的大德，而自己则甘愿死于狱中。又如大译师仁钦桑布、卓弥·释迦益希、玛尔巴等先辈大德，为求无上教法，数次往返于印藏高寒雪岭与低热谷地之间。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大乘佛教在印度全盛时期，大小五明、性相显密各派学说都先后系统完整地传译到西藏地区。而此后佛教在印度趋于衰微时，释迦如来的大宝教法没有中断地在西藏地区继续弘扬。因此可以说，藏传佛教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对印度大乘佛教的直接继承作用。
　　从印度延请到西藏传播佛法的高僧大德中，最有影响的是阿底峡尊者。阿底峡尊者在印度时曾是金刚座、超戒寺的首座，他一人继承了深见、广行两大教法的传承，戒行严谨，智悲双运，获得印度一切部派，包括外道人士的顶戴。在西藏，正是由于阿底峡尊者的影响，藏传佛教才进入到建立教派的高度发展时期。尊者曾专讲“业果”和“皈依”等看似初级简单的教理，而实际上是培植了西藏人民对佛法最真实的信心。在此之上，尊者针对当时佛教界对显密见地执此非彼，修行不知次第等弊端大力整顿，著有《菩提道炬论》，用“三士道次第”将佛说一切显密教法都摄集于一人所应修习，如此殊胜的教授是前所未有的。

　　后来，宗喀巴大师秉承阿底峡尊者的遗教，针砭时弊，整顿僧团，提倡闻思修相结合，注重别解脱戒的行持。对于显密教法，要求严格按照修行次第而行。著出《菩提道次第广论》等划时代的巨著，树立了释迦一代教法本来清净的面目，并深得西藏人民的信受。综上可知，藏传佛教实在堪称正统释迦如来教法，并无半点含糊。

二、藏传佛教是否等于密宗？

　　“密宗”一词的使用范围需要注意。如果仅从概念上讲，“密宗”一词不能用来称呼藏传佛教。因为“密宗”一词本指在中国(汉传)佛教史上先后出现的几大宗派之一，如三论宗、天台宗、慈恩宗、华严宗及禅宗等。在这个意义上，密宗又称“真言宗”。但后来“密宗”一词，在更多人的使用中，逐渐成为对不同于显教的密教的代名词，并相沿成习。(如法尊法师也随顺这一习惯而将西藏宗咯巴大师所造论述密教修行理论的《胜遍主大金刚持道次第·开显一切密要论》，译作《密宗道次第广论》，但在正文前则明确标出如前所引的直译原名。)而在确切意义上讲，“密宗”一词的内涵比较狭窄，既不能指称全部的藏传佛教，也不能指称藏传佛教中所传的密教。原因在于，所谓显密之分，是教法有别而非宗派差别，在正统的藏传佛教那里，这两者是相结合的，可能会有侧重的不同，但在整个藏传佛教的教派史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专门修密教的宗派的。对此近来有研究者提出：“说中国密教，在更大范围之内包括藏传密教和汉传密教，而通常习惯指中国历史上的汉传密教，包括从汉末就传进来的所谓杂密、唐代传入的密教和宋代传入的密教。但说中国密宗，则特指唐代由善无畏、金刚智传入并形成为唐代一个佛教宗派的密教，它与同时期的其他宗派相对应。……由此，如果说藏传密宗或西藏密宗就不准确了，……因为藏传佛教的宗派不仅是以地区性和不同历史时期为主要特征而形成的，而且显密之间只有学说的不同，而没有宗派的不同”(吕建福《关于密教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南亚研究增刊·印度教与中国佛教》，重点号为引者所加)。这一提法是合理的。
　　藏传佛教在显教理论上的高度发展。如果从实际内容上讲，藏传佛教绝非仅有密教(当然更不等于密宗)。如前所述在三大语系佛教中，以藏传佛教在显教理论上从印度继承的最为全面，不但各自形成系统，而且讲传修习没有中断。概括起来有五大方面，即：(一)因明学，主要是陈那的《集量论》、法称的《释量论》等“因明七论”，于公元十一世纪后弘期开始以后，因明学在西藏得到广大弘扬；(二)慈氏般若学，主要是对佛说大般若经密意的解说。般若经中所说空性之理有实说和密意两种不同角度的阐发，其中从密意方面并配合修行实践的次第来解说的，就是慈氏弥勒所造《般若波罗密多现观庄严论》。此论在藏传佛教中极受重视，并与同为弥勒所造的《庄严经论》、《辨法法性论》、《辨中边论》及《宝性论》共称“慈氏五论”而得以广大弘扬。此外还有《集论》、《摄论》、《瑜伽师地论》等大乘对法及唯识学的论典；(三)中观学，藏传佛教对中观学的传译可以说是最为全面，不仅有作为中观学说根本的龙树所造《中观论》等六大中观典籍(即“中观理聚六论”)，以及提婆所造《中观四百论》等，而且还传有中观学后期在印度高度发展时三派中观学论典，即中观顺经部行(以清辨等为代表)、中观顺瑜伽行(以静命、莲华戒等为代表)、及中观应成派(以佛护、月称为代表)的教授；(四)戒律学，包括大、小乘律，小乘专弘说一切有部；(五)对法学，除传译迦多衍尼子所造《发智论》等“七部对法”外，主要弘传世亲所造《俱舍论》(有关藏传佛教在此五大理论方面译经、注释及弘传的详细情况，可参阅拙译西藏拉然巴格西·益希旺久著《雪域辩经学兴盛史》一文，刊《佛学研究》第一期)。
　　藏传佛教在对印度佛教理论的继承上，可以说有两大特点：一是注重师承及来源的可靠性。西藏佛教各大学派都有自己上起释迦，中经印度祖师，下至西藏祖师的师承世系，中间各代均有名可查。并且在立说上仅以印度祖师所传为凭。藏传佛教主要依据的是所谓“瞻洲六严二胜”的教规，“六严”即龙树、提婆、无著、世亲、陈那、法称；“二胜”即德光与释迦光(弘传戒律者)。藏文大藏经相当于论的部分称“丹珠尔”，仅载印度论师的著述。西藏祖师的著作分别收入各自的语录集，不得进入大藏。二是传译比较全面系统。除上述中观学传译全面外，再举唯识学为例，印度有十派唯识论师，汉传佛教由玄奘法师仅传有护法一系，而藏传则除以安慧一系为主外，其他各派也均有传译。
　　不仅如此，而且藏传佛教还十分重视对显教理论的学习与实践。遍观藏传佛教诸大宗派的大德祖师，除少数几位因针对特殊化机而提倡专修之外，大多强调对一切教理的广闻、精通和修证。如阿底峡尊者师徒所创立的噶当派，强调一切佛语都是可修与必修的教授，没有一法是应舍与非应修的。“噶当”二字的含意即“一切佛语皆是教授。”又如萨迦派，对俱舍、因明、唯识、中观与戒律的弘扬最为重视，在几大宗派中以显教理论体系的全面兴盛而著称。后不仅宗喀巴大师曾向萨迦派大德仁达瓦受学《俱舍》、《中观》等要义，而且宗喀巴的两大高足弟子贾曹杰、凯珠杰起初也都是仁达瓦大师的高徒，并获得“十难论师”之称号，后经仁达瓦介绍，复从宗喀巴受教的。
　　在显教理论的学习方法上，不仅有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而且藏传佛教还继承了印度因明论式的辩论手段，并推广作为检验一个学者对全部教理掌握、通达与否的标准。所谓格西(意为善知识，即堪为人师者。后指相当于博士一级的学位)称号，就是要靠在大法会上当众辩论获胜而考选的。而考格西所依据的就是代表上述五大理论体系的“五部大论”，即法称造《释量论》、弥勒造《现观庄严论》、月称造《入中论》、德光造《戒律本论》及世亲造《俱舍论》。这五部大论全都是显教内容，因此即使你密咒修行得再高深，若不通达此五部大论，恐怕也难获“格西”之称谓。宗喀巴大师所倡导的格鲁派的僧人，都在彻底学通“五部大论”(包括其他重要经论及注疏)之后，若想进一步深造，才可进入专修密乘之上、下密院。
　　由此可见，藏传佛教决非仅仅是密教而已，其显教理论的发达与重视程度也相当可观，在这一点上更值得我们借鉴。

三、藏传佛教为什么容易被误解为密教？

　　引起误解的原因，除对上述情况缺乏了解之外，主要是由历史与人为两种因素造成的。本来藏传佛教的特点是显密兼容而密法特胜，这一点可对照太虚大师对佛教发展三大时期的判定。法尊法师也曾引此而论说：“印度佛教，太虚大师判为三期：初五百年为小行大隐时期。此期佛教，可以现在南洋流行之佛教为代表。第二为大小并行时期，唯识、中观盛极一时，与小乘相媲美。此期可以内地之佛教为代表。第三为密教盛宏时期。……西藏传入之佛法，即此第三期之佛法。此期不仅盛宏密教，即唯识、中观亦一并盛宏。故此期佛教传入西藏，典籍极其丰富”(法尊法师《西藏佛教概要》)。
　　但是，在汉藏佛教交流史上，一直是以藏传佛教中的密教内容向内地介绍的比较多而显侧重。这一情形可以上溯到宋元时代，辽宋时内地有重视密教的倾向，从当时的译经情况已能看出。到金元时，由于藏传佛教在西北民族关系史上所起重要作用，藏传佛教的地位在全国境内随之提高。如元世祖册封西藏佛教萨迦派五祖八思巴为帝师，自己亲自从他受喜金刚大灌顶。从此直至明清时期，藏传佛教一直得到内地中央政权的大力扶植。而在这一较长历史期间，藏传佛教向内地的传介、内地从上至下对藏传佛教的容受，都是以密教为主。以致人们对藏传佛教的本来面目认识不清，以为只是密教而已。
　　民国以来，有藏传佛教大德白普仁和多杰格西最早在北京向汉人传格鲁派的密法灌顶。“七七事变”前后，北京建立“密藏院”(大殿匾额上题有“班禅国师敕建密咒法藏寺”)，由九世班禅授原西藏扎什伦布寺密乘札仓法台宝金刚上师为该院堪布，安钦呼图克图曾在此传“百法灌顶”，汉人阿阇黎韩大载也曾主事密藏院。三十年代末，九世班禅又在北京创建“菩提学会”，址在今北海公园内，由安钦呼图克图任第一任理事长，后由汉人汤芗铭继任。又藏传佛教宁玛和噶举两派教法，民国年间通过诺那、贡噶两位活佛的努力，传入汉族地区，汉人从其受法者也很多。现在国内外华人中传修红、白教者，大都是“诺、贡二师”的弟子。但上述所传藏传佛教，都是以密法为主。汉地佛教界对藏传佛教显密兼容的特性，一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情况的改观。随着汉藏民族、宗教、文化之间交流日益密切，以及汉藏大德的不断努力，误解的情况已逐渐改观。如清朝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不仅通达藏传佛教的显密教理，而且通晓藏、汉、满、蒙多种语言文字，对藏汉佛教教理有过正确评估(可参阅章嘉国师的传记等资料)。清末民初，内地佛学界教理研究有复兴趋势，有些学者开始用藏文经典与汉文藏经对勘比较。而对促进汉藏佛法交流最有影响的，应首推太虚大师。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太虚大师在四川重庆缙云山创建了“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该院成为四川第一所高等佛教学府，也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讲修汉藏佛学的院校，先后培养出一大批能贯彻经义，学以致用的佛教人才。与此同时，有大勇、法尊、能海、观空等大德到西藏留学，学成后返回内地弘传介绍，使内地佛教界对藏传佛教有了更多、更清楚的认识。特别是法尊法师，回内地后一直代理太虚大师主持汉藏教理院，先后翻译出大量藏传佛教在中观、般若、唯识、对法、因明及密法等方面的经论，奠定了汉藏佛学交流的基石。今天我们能读到《现观庄严论》和《菩提道次第广论》等藏传佛教最为重要而为汉传佛教正所缺如的经论汉译本，并树立对一切佛语知无相违的信心和进而闻思深广佛法的愿行时，不能忘记我们是站在了法尊法师等先辈大德的肩上，不能忘记他们的恩德。
　　综上所述，对藏传佛教的来源、发展，特别是在显教教义的弘传、经典研究的兴盛等方面，当会得出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对“藏传佛教等于密宗”这一误解应早纠正。关于藏传佛教所传密教是否异端，以及显密教义是否相矛盾等问题，我们拟在下次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