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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密述要》第一部分:唐密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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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密述要》第一部分:唐密流传

  
自佛法东来,经过历史的演进,中国佛教至唐朝时已分为成实、俱舍、禅、律、天台、华严、法相、法性、净土、密等十宗。而在印度发源之地,大要只分两宗,曰显、曰密。显者浅显也,密者深秘也。显宗教显义著,学者但善观经典,即可如法修行。密宗教义潜藏法海,非经师传不可。

  中国密宗自唐末五代失传,越千余年于今,始由持松法师等于民国年间自东瀛传回,一线曙光,宛如铁塔初开,还我二部大法,求道者生逢其时,当闻法起修,精进不懈,早日即身成佛。

  密宗,又名密教、秘密教、瑜伽宗、金刚顶宗、真言乘、金刚乘、秘密藏、持明藏、总持藏、陀罗尼藏、密乘、果乘等。该宗受法身佛大日如来深奥秘密教旨传授,为真实言教,行者依理事观行,修习三密瑜伽(相应)而获得悉地(成就),故名。

  密教始祖为法身佛大日如来(音译作摩诃毗卢遮那,又作毗卢遮那佛、最高显广眼藏、遍照王如来、光明遍照、大日遍照、遍一切处、遍照尊),大日如来传法金刚萨埵(与普贤菩萨同体,又称金刚手、金刚手秘密主、执金刚、持金刚、金刚持、一切如来普贤、普贤萨埵、普贤金刚萨埵),是为密宗第二祖。金刚萨埵据大日如来内证法乐之境界集成密法之两部根本经典――《大日经》和《金刚顶经》,并将之纳入南天铁塔(然其全息意义乃有情本身法界之塔也),以期待后世有缘者。释迦牟尼佛(化身佛)灭度后800余年时,龙树菩萨(亦译为龙猛)开启南天铁塔,亲自从金刚萨埵得受密法,为第三祖。龙树菩萨传法给其弟子龙智菩萨,是为第四祖。又过数百年,龙智菩萨700余岁时,传法给善无畏与金刚智两大士,是为第五祖,史称“开元三大士”的善无畏、金刚智及不空三位密教大师于中国盛唐时先后自印度来华广弘密法,并经一行、惠果等祖师的努力,将金刚界、胎藏界两部大法集于一身,是为“两部一具”,形成唐密。

  

第一部分:唐密流传

 

 第一章 唐密的形成

 

  第一节 源于印度

  佛教发源于印度。印度佛教历史,自公元前五、六世纪至公元十二、三世纪,大约有一千八百年历史,总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前、中、后三个六百年。

  一、第一时期,前六百年,为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即小乘佛教时期。这个时期佛教,由水路南传至斯里兰卡等东南亚各国成为南传巴利语系上座部佛教。传至中国,迄今仍在云南傣族等数个少数民族地区流行。

  二、第二时期,中六百年,主要是龙树-提婆中观学系与弥勒-无着、世亲的瑜伽学系两个系统,即大乘佛教时期。这个时期佛教,分别由陆路及海路传至中国,又从中国传至朝鲜半岛、日本等东亚各国,成为北传汉语系佛教,迄今仍在东亚各国流行。

  三、第三时期,后六百年,为密乘佛教时期。称此一时期为密乘佛教时期,并非说密乘从此时才开始流传。其实,早在公元二、三世纪时,密教就由龙树(亦称龙猛)菩萨付出,而后一直秘密流传,直到七世纪时取得主导势力,公开流行。

大乘实教原分显密两部。显部由文殊师利菩萨护持(即般若藏),称为显乘,或显教,义理较浅显故。密部由金刚手菩萨护持(即陀罗尼藏),称为密乘,或密教,义理甚深密故。金刚手原系法身菩萨,对于学人修密教将入上品悉地(成就之义)者,乃现身其前而为说法,佛灭后约八百余年,始由龙猛(即龙树)见诸南天铁塔中,密乘从此昭著于世。

 

  第二节 三个阶段

  从历史上看,密乘佛教可总体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密教。一般称为杂密,即杂部密教之义,指密宗两部根本经典《大日经》与《金刚顶经》未结集流传前,由释迦牟尼佛显说于佛教经典各部中的密法及陀罗尼密咒等。随着中国译经事业的开展,早在西晋时已传至中国,主要有菩提流支及阿地瞿多两个从印度传来的密法系统。现在流行于汉族地区的许多单行密法,多是早期杂密,它是与显教各部经典的译传与各宗派的开创相联系而发展的,至今不绝。

  中期密教。学术界称为纯密,即纯正密教之义,指由法身佛大日如来所传密宗胎藏界、金刚界两部大法,即两部根本经典《大日经》、《金刚顶经》结集传出后之密教。具体地说,就是由开元三大士善无畏(716年到长安)、金刚智、不空所传之印密,由中国僧人一行、惠果继传而后形成的“两部一具”之唐密,以及唐密分支:由日本僧人空海、最澄继承唐密而在日本分别开创的东密和台密。

  唐密的两部大法,一曰胎藏界,系讲色法,说明物质世界的本体与现象,根据胎藏界根本经典《大日经》而建立胎藏界曼荼罗;《大日经》主要讲述密教的基本教义、各种仪轨和行法、供养的方式方法。二曰金刚界,系讲心法,说明精神世界的本体与现象,根据金刚界根本经典《金刚顶经》而建立金刚界曼荼罗。《金刚顶经》以大日如来为自受用身,宣传“五佛显五智说”,所谓“五佛显五智”是中央大日如来的法界体性智,东方阿閦如来的大圆镜智,南方宝生如来的平等性智,西方无量寿如来的妙观察智,北方不空成就如来的成所作智。其中最重要的是法界体性智,除了法界体性智外,其余四智都是唯识所转,采纳了瑜伽行派“转识成智”的思想。胎藏界与金刚界两部大法一为从因到果,一为从果到因,本为不二。既然不二,谈所谓的“金胎合曼”也就没有太大的必要了。

后期密教。学术界认为,“开元三大士”的入唐,致使印度本土可以传授金胎两部的具德阿阇梨乏人,为吸引信众并应对重新兴起的婆罗门教,后期印度密教不得已引入了婆罗门教的性瑜伽内容,并在后来陆续发展出了易行乘、幻化网、时轮乘,导致佛教被婆罗门教逐渐同化。自公元8世纪起,随着伊斯兰军队的逐步深入,中亚地区和印度的佛教陆续受到毁灭性打击。回教军队的屡次入侵与彻底摧毁,使佛教在公元12世纪末(约处于我国南宋宁宗时)在印度本土即告销声匿迹。学术界认为,后期印度密教由于弃舍了大乘戒律,性修成风,是导致佛教在印度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节 东传汉土

  一、杂密的传入

  在唐密创立之前,印度密教的经典、咒语已逐渐辗转传入中国内地,但这些真言密咒多数夹杂于各类经典中还没有组织成一个有系统的统一体系,因而只属杂密、杂咒范围,与盛唐译传的密教典籍所说有所区别。

  陀罗尼经和真言咒经的汉译,始自三国时代。竺律炎译出有密咒的《摩登伽经》二卷,支谦译出《八吉祥神咒经》一卷、《无量门微密持经》一卷。西晋永嘉(307-313)中,西域僧帛尸梨蜜多罗来华,专门从事陀罗尼法门的传播,据说他本人善持咒术,常诵咒数千言,声音高畅,颜容不改。他译有《大灌顶神咒经》十二卷、《大孔雀王神咒经》一卷、《孔雀王杂神咒经》一卷等。自东晋起,对杂密的介绍逐渐增多。孝武帝(373-396在位)时,西域僧昙无兰译出《陀邻钵咒经》、《请雨咒经》、《止雨咒经》、《咒小儿经》、《咒时气病经》等二十余部。当时活跃于北方地区的佛图澄,“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物”,常“以道术歆动徒众”(《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昙无谶早年便“与同学数人读咒”,故而“明解咒术,所向皆验,西域号为大咒师”(《高僧传》卷二《昙无谶传》)。南北朝时期,密典的译传有增无减,当时来华的印度或西域僧侣,一般都兼习密咒、法术,因而掌握着与道士斗法取胜的多种手段。隋代阇那崛多的译经中,密典占有很大比重。那连提黎耶舍和达摩笈多两人对密咒都十分精通,如耶舍“每于宣译之暇,时陈神咒,冥救显助立功多牟”(《续高僧传》卷二)。入唐以后,菩提流志、实叉难陀等译家也各有若干密典翻译,就连玄奘、义净也都曾传译过密法。初唐诸大译家中,没有一人不译介密教典籍的。

  随着密典译传的不断趋于繁盛,各种密咒汇编的总集也相继传入中国内地,如东晋失译《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四卷、梁代失译《陀罗尼杂集》十卷。这类经典所宣传的密法便是“杂密”(与“纯密”相对,意为不纯或不系统的密法)。杂密的根本经典是《持明咒藏》,即所谓《金刚大道场经》十万颂,于唐代永徽三年(652年)由阿地瞿多译出,名为《陀罗尼集经》,共十二卷。

  杂密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中的咒术可应用于息灾、求祥,安家、治病,驱鬼、役神,降龙、祈雨,无所不能;法术包括火祀、占卜、星象、魔幻等。杂密又与中国传统的道教、儒术以及民间巫术有许多相通之处,它在中国的流传,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

  将佛教某些显教理论秘密化的经典,早在西晋竺法护时已有译本;将某些杂密用显教理论系统化起来的经典,在东晋昙无谶时也已介绍过来。但在中国佛教史上真正产生重要影响,并形成一个宗派的,乃是把密教正式引入朝廷殿堂的“开元三大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杂密的长期流传与后来密宗的建立毫无关系。恰恰相反,正是这些杂密的译传和流行,为“开元三大士”等人的传译纯密、建立密宗准备了各种条件。杂密虽不同于纯密,但在某些方面毕竟尚有相似之处。

  二、唐密的形成

  纯正密教正式传入中国开始于唐玄宗时期。玄宗开元年间,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三位印度密宗大师先后来到中国弘扬密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开元三大士”,中间经一行和惠果等的发扬,形成唐密。

  善无畏(公元637-735年):又译净师子,称无畏三藏,是中天竺乌荼国佛手王之子,出家后于那兰陀寺得遇达摩掬多尊者(即龙智菩萨)为其授胎藏界大法灌顶,为密教五祖。其后,善无畏三藏遵师命,携带佛经,绕道中亚,于公元716年(唐玄宗开元4年)到达唐都长安,后奉皇帝之诏翻译《大日经》于洛阳大福先寺。《大日经》为密教之根本经典,由善无畏三藏口述,其弟子一行阿阇梨记录而成。善无畏祖师传授以胎藏界(理)为主的密法,是为中国密教正式传授之始,故亦称其为汉地密教初祖。因其具备神通及对密教经典的精通与贡献,善无畏被唐玄宗尊奉为“教主”,入灭后其真身奉塔于洛阳广化寺之前庭。五祖善无畏的著名弟子除一行外,尚有温古、玄超、义林、智严、喜无畏、不可思议(新罗僧)、道慈(日僧)等。

  金刚智(公元663-731年):中印度王子,十岁出家于那烂陀寺,二十岁受具足戒,广习大小乘经律论。三十一岁依止南印度龙智菩萨受教,七年承事供养,受学一切密教,受金刚界灌顶传承,为密教五祖。寻游师子国登楞伽山,闻中国佛法盛行,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由海路经锡兰、苏门答腊至广州,翌年至东都,敕迎于长安慈恩寺,寻徙荐福寺,于所住立大曼荼罗灌顶道场以大弘密法普度四众,并翻译密经,译有《金刚顶经》、《瑜伽念诵法》、《观自在瑜伽法》等八部十一卷。后示寂于洛阳广福寺,谥灌顶国师、大弘教三藏,金刚智亦为汉地密教初祖。门弟子有不空、一行、慧超、义福、圆照等。

  不空(公元705-774年):又作不空金刚,南印度师子国人,天资聪明,幼从叔父游南海诸国,其后出家,十四岁从金刚智三藏学悉昙章,诵持梵经,深获三藏器重,尽得五部三密之法。及五祖金刚智三藏示寂,遵遗命,往印度求法,从龙智菩萨(普贤菩萨化身)受十八会金刚顶瑜伽及大毗卢遮那大悲胎藏各十万颂、五部灌顶、真言秘典、经论梵夹五百余部,并蒙指授诸尊密印、文义性相等。又遍游五印度,于天宝五年(746年)还京师,为玄宗灌顶,赐号“智藏国师”。不空三藏译出唐密的另一部根本经典《金刚顶经》。后有诏使住大兴善寺。自天宝至大历六年,译出密部之经轨,凡七十七部,一百二十余卷,密教之盛,此时为最。金刚智及不空两祖师的传授原以金刚界密法(智)为主,后善无畏与金刚智两三藏金胎互授,并分部将两部大法传授给不空祖师,六祖不空随集两部大法于一身,即“两部一具”,此即唐密的最突出特点,不同于以往印度密教的“两部分传”。不空祖师后期主要活动于西安大兴善寺,历任三代国师,他还是中国四大译经家之一,建立了梵语与汉字间严密的音韵对照组织,以解释咒语实义于其弟子。

  不空祖师弟子众多,杰出者有金阁寺含光、新罗慧超、青龙寺惠果、崇福寺慧朗、保寿寺元皎、觉超,世称“六哲”,而以惠果祖师承其法系,受两部大法,是为唐密七祖。惠果祖师历任代宗、德宗、顺宗三代国师,后传法给日本僧人空海法师,空海法师回国后,大弘密法,成为日本密宗――“东密”亦称“真言宗”的始祖,史称弘法大师。自此,遂有东密之盛,到现在不仅盛传不衰,而且正走向世界。

  三、唐密在汉地的隐没

唐朝后期,唐武宗下令取缔佛教,代之以道教,佛教各教派遭受沉重打击,深受皇室器重的唐密也不能幸免,虽然唐宣宗继位后立即宣布恢复佛教,但唐密已逐渐式微,系统性的两部大法传承趋于隐没,主要原因是合格的阿阇梨阙如,坛场仪轨也很难完备。至宋初,虽稍有复兴迹象,但仅限于译经,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唐密开始消逝,因唐密的许多真言、本尊法门和别尊曼茶罗已逐渐融入到其它宗派之中,如《药师法》、《准提法》、《孔雀明王法》、《秽迹金刚法》、《瑜伽焰口施食法》等一直广为流传,许多真言密咒被列入日常课诵,一并被广泛运用于佛教法事活动至今。因此,有专家称唐密已成为隐身于佛教各宗派中的“寓宗”。

 

 第二章 唐密的东传

    

  第一节 东密

东密指流传于日本之唐密,因其是大日如来的真实言教,故称真言宗。开祖为弘法大师空海(774-835),根本经典为《大日经》(善无畏译)、《金刚顶经》(不空译),称为两部大经。另又依《苏悉地经》、《瑜祗经》、《释摩诃衍论》、《菩提心论》、《大日经疏》等经轨与论释。此外,空海大师自撰之《十住心论》、《秘藏宝钥》、《辨显密二教论》、《即身成佛义》、《声字实相义》、《吽字义》、《般若心经秘键》等亦极为重要。其教义大纲系讲说六大(体)、四曼(相)、三密(用)等三大圆融,建立两部曼陀罗,而以‘即身成佛’为其主旨,自空海极力弘传,依据显密二教判与十住心而建立横竖二判之纯密教,以表示胜于其它诸宗。可见,东密完全承袭唐密,也就是说,东密就是原汁原味的唐密,同时,十分重视空海大师的思想。密宗虽衰绝于印度、唐密不显中国,却于日本直传至今,实乃不幸中之大幸。

延历二十三年(804年),空海和尚入唐,师事七祖惠果,惠果大阿阇梨将密法无遗地传于空海和尚,是为唐密八祖。空海大师于大同元年(806年)返国后,先于高雄山寺造坛灌顶(弘仁元年,810年),又于高野山建立真言宗根本道场(弘仁七年),后再得赐东寺(即教王护国寺),建立灌顶道场(弘仁十四年),遂又称真言宗为东密。

东密门人甚多,以真济、真雅、实慧、道雄、圆明、真如、杲邻、泰范、智泉、忠延等十人最为杰出,或媲美为世尊之十大弟子。空海与此等门人大扬宗风,而予日本平安时代社会各阶层以极深之影响。空海寂后百年顷,事相之传承分成小野、广泽两大流派。然中世以来,一些真言宗的僧众提出,大日如来的本地身不说法,说法的是大日如来的加持身,这一见解有别于传统法义,由此形成了新义真言宗一派,相应称坚持传统法义者为旧义真言宗。究其实质,新旧义的区分缘于对佛法特别是密法欠缺真正体悟,只是执着于文字相,于修证没有丝毫意义。

 

  第二节 台密

  台密指的是日本天台宗所传的密教,有别于真言宗的东密。主要源于天台宗的传教大师最澄及圆仁、圆珍所传,以比睿山延历寺及园城寺为中心,后由五大院的安然和尚集其大成。

  延历二十三年(804年,唐贞元二十年),最澄和尚入唐,从天台宗道邃、行满学天台教义外,并随灵岩寺顺晓(从不空与一行分别受金胎两部大法)受三部大法及印契等。返日后又从空海大师受灌顶,特以止观(天台)、遮那(密教)两业为修学课程,主张“圆密一致”,此为日本天台密教之滥觞。其后,承和五年(838年),慈觉大师圆仁亦入唐,仁寿三年(853年),又有智证大师圆珍入唐求法,三者即台密法流的根源。最澄之后称根本大师流,圆仁之后称慈觉大师流,圆珍之后称智证大师流,一般统称根本三流或台密三流。

  台密主要依据的经典为《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菩提场所说一字顶轮王经》及《瑜祗经》,并称五部秘经。其实质是将天台宗与唐密、律宗和禅杂揉在一起,已经非纯正唐密了。

 

  第三节 东台二密的差别

  民国时期曾“三次东渡,二上高野”的持松法师(密林)不但得东密古义、新义真言宗的三个传法阿阇梨位,而且曾专门修习台密仪轨,回国后建立的上海静安寺真言密坛坚持东密、台密同弘,融二密于一体,成为名副其实的唐密。他所著的《密教通关》被誉为“唐密绝传之后全面介绍密教的第一书”。在此著作中,他将东密、台密进行了比较,认为二密的差异,归纳起来有以下五点:

  (1)教主。“东密以大日为本,与释迦别体,故台密斥为昧于一实之理。台密释迦与大日同体,故东密斥之为未脱显网。”

  (2)教义。“东密无理密事密之分,除两部外皆为显教。台密分理密和事理俱密,故法华、华严与两部无轩轾。”

  (3)两部。“东密偏重金刚界,为金胎次第,两部外不立不二。台密偏重于胎藏,为胎金次第,两部外立苏悉地为三部。”

  (4)血脉。“东密,两部一系,故法流统一。台密,两部各分系门,故教门分张。” 

  (5)修法。“东密,以爱染法为至极之大法。台密,以炽盛光佛顶为至极大法。” 

  以上各种异点,不过关系教相组织上之差别,究其三密相应,四曼不离,即身成佛等义,则完全一致。

  综观千二百年来的日本,东密一直凌驾于台密之上,其信众及影响也远胜于台密。

  第四节 东密实质依然是唐密

  尽管有上述差别,但综合二宗可发现,日本所传密法,均为盛唐时由中国传去,然由于传授师门之异,到了日本又分为“东密”和“台密”两派。东密开祖弘法大师空海得传不空三藏门下高徒惠果之大法,回国后于高野山根本道场及京都东寺等大弘密教,至今不绝。而与空海同时来唐求学之传教大师最澄于天台山国清寺师事道邃大师习天台心法之同时,又从沙门顺晓受灌顶习密教,回日后再受灌顶于空海大师,将天台教法密教化,创立了天台密教,一般称之为“台密”。天台密教,已经是演化了的非故唐密法,它以故唐天台宗教义为基础结合了禅宗、律宗和密宗教义。应该说,空海所传惠果之密法为正统,而最澄所传之台密为旁传。可见,东密实质即唐密。

  密法乃故唐祖宗法宝,东密也确实原汁原味保存至今,但东密的叫法是日本人的称谓,其法脉乃属故唐,并已回传中国,是以我们应该依然称“唐密”。究密法传承实质,印度中期密教、盛唐密教和日本密教本然一体,今天我们依然称谓“唐密”乃期盛唐新世之辉煌也。

  民国时期,国内大德赴日学习密法的以“东密”为主,惟有持松、谈玄两法师兼修了台密,且持松法师更有东密古义、新义三个阿阇梨位,世所罕见。至于传承流派,因为1200年的变化很多,但变化的是形式,其实质依然是唐密。

 

 第三章 唐密的回传

  唐密借助东瀛之地得以完好保存,并反哺华夏,早在七祖惠果和尚的预料之中。据史料记载:

  惠果和尚乍见空海,含笑喜告曰:“我先知汝来,相待久矣,今日相见,大好大好。报命欲竭,无人付法,必须速办香华,入灌顶坛。”于是,三个月将两部大法传承完毕,又嘱空海曰:

  “……早归乡国,以奉国家,流布天下,增苍生福。则四海泰,万人乐,是则报佛恩师德,忠于国孝于家也。义明供奉,弘法于禹域,汝其行矣,传之东国,努力努力!”

  “义明供奉,弘法于禹域”,意思是说,应当明白有义务、有责任供奉两部大法,并弘法于华夏。

  这是惠果祖师的预言与期待,也是华夏有情的心愿与期望。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一时复兴


  唐密在盛唐时期盛极一时,然至晚唐已露衰微端倪。到了宋代,虽尚有法贤、施护、法天、天息灾等一批译师继续译出大量密部经论,然在教理上已无多发明。元代所弘传者非纯正密教,乃是印度后期密教和藏地风俗结合后形成的藏密,明清两代亦大体如此,且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同时,其流传也仅限于宫廷和贵族阶层,民间不得随意传授。因此,总起来说,唐密自元代以后,在中国内地基本上是中断了。而这中断的唐密,却在民国时期得到一时复兴,成为当时佛教界的一大奇观。

最早赴日学密的是江西的桂伯华。他大约于清末的1906年前后赴日本留学,到民国四年即1915年三月病逝于东京时止,计有十余年,但其在国内影响甚微。随后,出家僧中赴日学密的逐渐增多,先后有大勇、持松、显荫、曼殊揭谛(纯密)、谈玄等在东密根本道场高野山学习密法后带回中国。居士界则有王弘愿、顾净缘、李诩灼、程宅安等。

当时的佛教界领袖太虚大师对此十分关注,曾说:“诸师接踵东渡,人才济济,绝学有重光之望矣。……考其数人中,于教理素有研究者,只大勇、持松、显荫诸师耳,故真能荷负吾国密宗复兴之责任者,亦唯其三人耳。”(太虚《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趣势》,文载《海潮音文库》二编《真言宗》)  

大勇法师于1919年依太虚法师出家,1922年冬入日本真言宗高野山大学,专修密法,经一年左右,得阿阇黎位,乃于1923年10月回国,仅三、四个月即先后在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开灌顶坛十余次,皈依及学法者达数百人之多。一时,中断千年之久的唐密,顿显重兴之势。然佛法深奥,有情体悟各殊。由于当时学法时间短,且侧重事相,忽视教相,大勇对密法的理解受到其依止上师金山穆韶大阿阇梨的批评。金山穆韶大阿阇梨在《弘法大师之佛教观》中说:“然嗣后于支那刊行之《海潮音》之杂志,见有大勇法师发表于关于密教之论文,似于弘法大师之佛教观,有不充分纳得大师教义之处,甚为遗憾焉。由是,余草一文,欲匡法师之谬见。”后来他转而入藏,惜中途病故。

显荫法师于1923年冬到达日本高野山的,次年春回到上海,然仅过半年即因病圆寂了,年仅二十四岁。显荫法师天资聪明,慧解过人,可惜未能展其雄才,骤而英年早逝。

持松法师与大勇法师一同东渡,于高野山依金山穆韶大阿阇梨修学古义真言宗密法,得三宝院流五十一世传法阿阇梨位,1924年春回国。先于上海传法,后于是年夏应邀至武汉任洪山宝通寺住持,并开坛传法,并在宝通寺内建造法界宫、瑜祗堂、五轮塔,购置各种法器,请人绘制诸尊曼陀罗,使洪山宝通寺一时成为唐密重兴之根本道场。后法师又乘赴日出席亚洲佛教大会之机,续留东瀛学法,再得新义真言宗传法院流、古义真言宗中院流两个阿阇梨位,并专习台密仪轨,于事相教相均融会贯通,影响甚巨(详见第二节)。

总体来看,上世纪的“密宗热”对社会重新接触认识密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无庸讳言,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其中问题的症结要么是“不如法”(越三昧耶传授、非器传授),要么是缺乏大小乘根基,要么对密典歪曲理解,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失去了大乘戒律的制约。这也是民国时期密法热不能持久的根本原因。因此,唐密回传的历史任务也就无法圆满完成,期待着后来者再续前缘。

 


  第二节 显密圆通的持松法师

  持松法师(公元1894-1972年),现代高僧。俗姓张,法名密林,因慕名玄奘,自号师奘沙门,因修密受灌顶,又号入入金刚。法师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县(现荆门市)沙洋的一世代书香门第。17岁时感人生之无常,投铁牛寺出家,后往远安县观音洞居住。1913年往汉阳归元寺求戒。戒期后,往禅堂,一心参禅。1914年,适闻月霞法师在上海办华严大学,欣然投试,被录取,师事三载,对大小乘经论,各宗教义,深有所得。1917年随月霞法师赴归元寺及宜兴、盘山。七月随居常熟兴福寺。半年后,月霞法师示寂,次年二月,嗣法月霞法师接任兴福寺住持。五年中:偿还积债,赎回寺产;两次传戒;设华严预科学校;授课之余,撰《摄大乘论义记》十卷,《释迦如来一代记》一卷。1921年,受太虚法师之邀于杭州净慈寺讲《八识规矩颂》,再次传戒,度僧百人。次年春,先赴汉口九莲寺学校,讲《摄大乘论》,旋至武昌佛学院,讲授《观所缘缘论》、编《观所缘缘论讲要》一卷。后杖锡安庆迎江寺,讲《十二门论》。1922年冬,因阅《*轮宝忏》,深感瑜伽宗密义难解,且原在我国盛行于唐,久已不传,而今仍盛行于日本,遂立志挽回千载之绝学,毅然辞去兴福寺方丈之职,孤身东渡日本,礼高野山五十世阿阇黎金山穆韶,习古义真言宗,得五十一世阿阇黎位,上师赐灌顶,号入入金刚。后因东都地震,加之川资告磬,遂归国,旋赴杭州菩提寺为信众结缘灌顶。1924年春,武汉佛教界暨两湖巡阅使萧珩珊(萧耀南)、李香庭、汤乡明、李开先、陈元白等迎请来鄂主持武昌洪山宝通寺。法师来此,讲经传法灌顶几无虚日,其《自述》说:“两年中,先后受灌顶者数万人,是五代以来所未有也”。

  1925年秋,法师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赴日本东京参加亚洲佛教大会。会后至新泻县,从权田雷斧大僧正受新义真言宗各流灌顶,得“新义真言宗传法院流相承血脉――密林第四十九世阿阇梨位”。次年,赴京都比睿山延历寺,习台密仪规。卒业后,再赴高野山依金山穆韶再受三宝院安祥寺各流传授及口诀,兼习梵文文法,得“高野山古义真言宗中院流引方血脉――密林第六十四世阿阇梨位”,尽得铁塔正传血统一脉。1927年归国。抗日期间,法师蛰居欧阳竟无大居士所购赠之上海圣仙寺,杜门谢客,拒敌伪之所诱,如是数载。1947年3月,上海静安寺恢复十方丛林选贤制,法师被推为住持,兼任静安寺佛学院院长。次年创办《学僧天地》月刊,担任名誉社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先前有人劝持松法师去台湾,为其婉拒,随继续住持静安寺。1953年,在静安寺设立唐密道场,恢复在我国失传已久的唐密。此后,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会长;上海市人民代表。1956年,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赴尼泊尔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大会。1957年,率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赴柬埔寨参加释迦牟尼涅般2500年周年纪念庆典。1964年,随中国宗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宗教徒和平会议,并多次出访尼泊尔、缅甸、日本、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国。1972年法师自感来日不长,墨书毛主席诗词、法华碑文、圣教序、兰亭集序等馈送诸友。11月16日,于入寝定中安然圆寂。法师示寂于上海,而塔于常熟虞山兴福寺,并设纪念堂于静安寺,世寿七十有九,戒腊五十。

  持松法师爱国爱教、爱人民、爱和平,功德无量,高山仰止,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尊敬,他被选为人民代表,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每次国庆节都应邀登上观礼台,参加检阅典礼,他和海内外许许多多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英诚挚交往,以其学识广博,待人真诚,富有智慧,赢得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和广大信众的称赞与敬重。

  持松法师生前结缘灌顶人次众多,超晔等居士得到良好法理熏陶,并培育指导多名优秀唐密行者。

  第三节 持松法师的著述传法

  持松法师精研东、台二密,通解金、胎两部大法,又兼修华严天台精义,著述丰富。概言之,法师之著述,先显后密,或显中有密、密中有显,实为千年来罕见。

  持松法师显教著述主要有:《摄大乘论义记》拾卷三册、《观所缘缘论讲要》一卷(1922年)、《瑜伽师地论浅释》一卷、《释尊一代记》一卷、《金刚经浅注》二卷、《胜蔓经浅注》二卷、《十二门论浅注》一卷、《因明易解》一卷、《因明入正理论略解》一册、《华严宗教义始末记》拾卷三册。

  持松法师密教著述主要有:《真言宗之戒》一卷、《三昧耶戒义释》一卷、《三陀罗尼释》一册、《十八道次第》一册、《三陀罗尼释和十八道略诠》一卷、《四度加行口诀》一卷、《佛顶尊胜陀罗尼纂释》一卷、《悉悬入门》一册、《梵语杂名》一册、《梵语千字文》一册、《梵语心经异译本》一册、《金刚顶经菩提心论纂注》一册(1927年)、《大日经住心品纂注》一册(1927年)、《贤密教衡》(1923年)、《贤密教衡释惑》(1933年)常惺附识超晔附识、《密教通关》十卷(1939年)、《心经阐秘》一卷(1939年)、《理趣经释》一卷(1928年)、《般若理趣经集解》一册(1923年)、《金刚顶经大教王经疏》一册、《苏悉地羯罗经略疏》一册、《金刚界行法记》二册、《胎藏界行法记》三册、《护摩行法记》二卷、《密教手印》一册、《手印》一册、《密教图印集》一册、《一尊供养行法记》一卷、《随行一尊供养念诵私记注》二卷、《真言宗朝暮行法记》一卷、《四种曼荼罗标帜详解》一卷、《松华如来密行修证了义经》一卷、《满月世界依正庄严颂》一卷、《尊胜佛顶息灾法次第》一卷、《施诸饿鬼食法注》一卷、《息灾护摩》一卷、《大灌顶光明真言砂土加持法》一卷、《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别行仪轨合刻(青龙寺仪轨)唐法全和尚撰“佛顶尊胜陀罗尼纂释”》密林题一卷、《几种呼吸法》、《略述长寿息风法》(弟子超逸选摘《东方气功》一九九七年第四期)、《即身成佛》(《中国佛教》第四辑)、《金胎两部》(《中国佛教》第四辑)、《仁王护国经阐秘》(该经附仪轨者属杂密范畴)四卷,还有整理的众多密教仪轨、诗词、文钞等。   

  持松法师虽没找到的有缘的出家法师传承唐密大法,留下了“一卷真言却付谁”的遗憾,但他留下了众多著述尤其是大量密教典籍及仪轨,以留待后来有缘者学取,以著述传法也是其本意。因密教本有待机而传之传统,如二祖金刚萨埵结集两部根本大经后经七百余年方得以授与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又等了八百余年才得以传给龙智菩萨。持松法师的密法著述珍贵异常,有的目前虽已成绝本,但相信将来必成胜妙之金刚种子。

 

 第四章 唐密复兴的期待

  蔡惠明先生在1989年11月第354期《香港佛教》上发表题为《中国真言宗为何复而不兴》一文,其中指出:

“静安寺于1984年成立修复委员会,使关闭了整整16年的古刹重光,已修建了功德堂、僧寮,正重建被焚于火的大雄宝殿,‘秘密庄严’的真言宗坛场在日本朋友和国内信众的护持下也恢复旧观,这是可喜的现象。但令人感到忧虑的是,虽有坛场却没有传法的阿阇梨主持修法和灌顶,使真言宗复而不兴,犹待所有佛弟子共同努力,解决这一并非甚难的问题。”

“佛法僧三宝是一体的,因为佛法的发明是佛陀,佛教的重心是正法,佛教的住世是僧众。崇拜佛宝是为了法宝,因为法能使人自行解脱。但佛法的流布要依靠僧。像持松上师三次赴日,二登高野,尽传古、新真言宗的教义,回国后通过讲经、传授、修法、灌顶,使失传千年的绝学重光,功德不可思议。凭着他刻苦钻研的中、日、梵文的功底撰写了《密教通关》等28种显密著述,普施法雨,使真言枯木逢春,确是千载一时的殊胜。现在静安寺的唐密坛场虽已恢复,陈设得很庄严如法,但却没有传法的僧宝,那就无法兴旺起来。因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缺了阿阇黎规范师,由谁来传授、修法、灌顶?到密坛礼佛,竟像上博物馆,仅是观赏而已,没有宗教活动内容,不能得到实益。我在持老九十五诞辰座谈会发言,呼吁佛教协会领导鼓励和培育青年比丘,步持松上师的后尘,东渡求法,并继承他的末竟事业,传灯相续,使真言宗得到全面复兴。据悉,静安寺正编印《持松上师年谱》,筹备重印《密教通关》、出版《持松法师论著选集》,这都是令人欢喜赞叹的好事,如果能高瞻远瞩,把培养接班人列入议事日程,那就更圆满、更理想了。

时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的吴立民先生(顾净缘弟子)在持松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出了这一问题:

“持老三次东渡,二上高野,传回两部密教大法,但据说还没有一个僧人得到他的传承,他的在家弟子能传承他的大法的也不多。因此,持老传回的两部密教大法,仍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今天,我借此纪念持老诞生一百周年的机会,向上海佛教界提议,向在座的各位提议,可以再选派一些出家人到日本去留学东密,再把我国的唐代密教从日本请回来。当然,这要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是很多人都去搞。我想这并不是一件难事,这将有利于弥补我在上面所说的所谓完整中的不足。”

吴立民先生为此发出呼吁:“还希望上海佛教界能尽快地培养一些专门人才,选派一些僧人到日本去学习,再将唐密传回来,以弥补完整中的不足。”

  持松法师的灌顶弟子梁惠慈对此更是感受至深,他在为《持松法师》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为今之计,唯有再遣有文学、佛学根底,懂日文、梵文之学僧,步师尊之后尘,再赴日求法。归国后,一如师尊昔日,继续弘扬密教,则唐密可以绵延不绝。若其不然,虽密坛庄严,聊供观赏,密典遗著,谁能诵持?于密教之振兴,又何补焉?!” 

再度由具德出家法师东渡受法,已经成为复兴唐密的不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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