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之“道”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子贡说：“老师讲书本知识，我们可以听得到；老师讲人性和天道，耳朵是听不到的。”

　　孔子奉行的是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所谓出世是在现实生活中时时保持仁心，不受世俗的污染，所谓入世心虽然出世，但身则入世，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培养一颗仁心，离开现实，则不可能另外去找到什么仁。人做好了，也就有仁了，有仁了，也就出世了。所以，所谓出世之“道”，孔子认为不用说的，也是说不出来的，而是在生活中悟出来的。所以，孔子不说“形而上”的道。子贡的境界也在不断提高，他看到了孔子所讲的礼乐诗书等具体知识是有形的，靠耳闻就可以学到的，但关于人性与天道，是在人的内心之中，不是通过上课就可以学到的，必须从事内心的体验和实践，才有可能把握得住。

　　“无言之道”经常在中国禅宗里面出现，后来称为禅宗公案。梁武帝经志公禅师推荐，请傅大士(善慧傅翕)讲经。善慧傅翕(497—569)，是一位修行有证的居士，他是如何讲经的？《碧岩录》第六十七则说：

　　梁武帝请傅大士讲《金刚经》，大士便于座上挥案一下，便下座。武帝愕然。志公问：“陛下还会么？”帝云：“不会。”志公云：“大士讲经竟。”

　　梁武帝深奉佛法，并供养僧尼，广作译经事业，且曾亲自开讲《放光般若经》。他虽知文献之经卷，却不知其自身亦为一部活经卷。傅大士受请讲经，而仅于座上挥案一下，便下座。他的这种做法意在破除武帝陷于文字经句的迷执，只是武帝未能理解。故志公(宝志禅师)于此时登场，告以“大士讲经完毕”，然武帝仍未通解。志公此举实为傅大士出气，否则大士恐亦将因与武帝机缘不投契而离开梁国，转往他处，重蹈达摩离梁赴魏之覆辙。雪窦于《碧岩录》第六十七则作颂以赞志公：“不向双林寄此身，却于梁土惹埃尘；当时不得志公老，也是栖栖去国人。”

　　“道”的真谛不在文字本身，也不在言语本身，所以禅宗不立文字，言语道断。梁武帝虽然自己能够讲文字之经，但却不知非文字之经。正如佛说，以手指月，应该看月，而不看指。因为梁武帝不知真空妙理，所以曾经与达摩祖师论道也不投机，达摩只能离他而去。

　　无言之道与语言文字无关，所以《碧岩录》这本禅宗公案是宋代圆悟克勤写的，大慧宗杲却一把火把它烧掉。

　　澫益禅师《论语禅解》说“言‘性’言‘天’，便成文章，因指见月，便悟‘性’、‘天’。子贡此言，只得一半。若知文字相即解脱相，则闻即无闻。若知不可说法，有因缘故，亦可得说，则无闻即闻。”

　　论语禅：

　　“道”不可言，“道”亦可言。